09年10月11日
11）看A片有手淫的勿扰，把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有病。看A片不手淫的勿扰，不把别人的事儿当回事儿，有病。 ---------------------- 估计是在找寻一株植物。
评论于：我的征婚启事
09年10月3日
东四环外没感觉
评论于：北京刚刚似乎发生了地震
09年9月30日
东四环外情绪稳定
评论于：快讯：北京正在催雨
09年9月25日
想了想，还是把硬盘空间留给A片吧。
评论于：反动电影<建国大业>下载
09年9月24日
引用: 原帖由 宋石男 于 2009-9-24 21:16 发表 不知道我缺席的情况下，会不会BIU地一下冒出很多头美女。上次宋祖是伤心了的呀……
评论于：2009八卦小组“我爱啃羊腿不爱啃月饼”北京区主题聚会 结束
09年9月24日
报
评论于：2009八卦小组“我爱啃羊腿不爱啃月饼”北京区主题聚会 结束
09年9月22日
仍然戴著未被官方改正的大右派帽子，她成為中共史上碩果僅存的右派活化石。她的心願是把這二十五年來在海外所寫的作品，和這段時期接觸過的相關歷史人物和事件記錄下來，選輯整理，然後出版。這位瀕危絕種的歷史見證人最大的理想，是有人為她作口述歷史留存筆錄記載，幫忙為重要的文字刊物編輯記述妥善存檔，好好收藏在反右文物博物館內供後世研究。 她回國時曾經收集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些刊物，如《廣場》，是第一批中國民運人士寫的文章。「當年遭共產黨鎮壓，人人都要交出來集中在北京大學一起拿去焚燒。有曾經坐牢的學生，冒著生命危險，留下一本埋在地底，是非常珍貴的。後來他把這本刊物交給我保存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希望這些東西可以重見天日。」她壓低聲音又充滿期待地，把這秘密告訴我們，希望有機會找到人承繼這重大志業。 為了成全此事，各界友好都想幫她發起募捐籌款，也計劃設立林希翎基金會收集捐贈和贊助經費，但是由於需要籌募很大數目的資金來運作，她自己有病沒法親力親為，既沒有富貴經商的朋友支持，又找不到義務秘書幫忙策劃和經營基金會，所以這個極富歷史意義和學術研究價值的反右博物館，就一直是她在海外苟延殘喘下最想達成的願望；也是她執意要竭盡餘生力氣去實現未完的夢想。 她曾經多次回國找老朋友共同為此努力，也有繼續向統戰部爭取摘下右派帽子。有一年胡錦濤外訪法國，她也應邀在大使館內與胡握手見面談話，但這個問題始終未能解決。今次在巴黎住院期間，大使館也派官員送上月餅和桂花酒來探望，她也特地提出這個要求：「明知他們無能為力，也請立此存照，平生遺願是徹底給我這大右派、反革命份子的冤假錯案平反改正。」 一個在海外漂泊了二十多年的中國老太婆，死神多次擦身而過，最後只盼望上帝垂憐眷顧，她真不知道還有沒有力氣為「我要回家」運動的文集寫稿。在病榻上，林大姐跟我們談了個多小時後，滿面病容，喘著大氣，自行抽下氧氣罩輔助呼吸，我們不敢久留，怕她激動過勞，再傷元氣，誘發舊病。 她說：「我還要求回去祖國，希望落葉歸根，我在家鄉已為母親買了山墳墓地。雖然我已經是法國公民十五年了，也把法國當成第二祖國，我的母親和兒子在這裏客死異鄉，我是想回去終老，並為他們做墳，葬在一起的，可是我仍未儲夠錢，做一個墳要二萬歐元。」 她靠法國給老人的福利救濟金維持生活，獲得很好的食宿及住院照顧，也因此連年遭逢災劫也能得保性命。兩日後，我們再次探訪她，因為知道她要移送往法國遠郊的療養院，交通不太方便，巴黎的親朋好友將不能經常探訪她。她筆下的天使，體貼地代關心民運的香港人給她送上誠摯的祝福和問候，希望她能實現理想，在反右博物館上親身見證歷史，為最後一個右派冤假錯案的活寶平反。 「如今當我漸漸地走出了林希翎的政治陰影，找回程海果的自我，再來自我總結時，我覺得我從來就不是任何甚麼『分子』，而只是一個不會講假話的普通人，在以往的政治歷史舞台上我只不過扮演了安徒生的童話《皇帝的新衣》裏的那個三歲小孩的角色而已。如今我的民主政治理想雖然在現實生活中破碎了，但是為了這些理想我曾獻出了我最寶貴的青春、愛情和大部分的生命，也在為實現理想而奮鬥中流過汗、淚和血，因此在歷史和人民面前我是撫心無愧的。」（《中國的良心──民運百人的心路歷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九九三年六月，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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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9月22日
林希翎《活寶》 二月 4, 2009 by homecoming8964 林希翎 本名程海果。一九三五年生於上海。一九五七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因參與中共建國以來第一次學潮和民主運動，在校園發表公開演講，被打成右派。一九 五八年，先是受到「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的行政處分，後再被秘密審訊，判處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三年出獄，被安置到浙江省勞動，在戴著右派帽子的特殊管 制下奉命結婚生子。一九七九年開始右派獲得平反，但因鄧小平不同意，林希翎、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和陳任炳成為「終生右派」。目前，她是唯一仍活著的、 被視為反右的「活標本」、「活化石」。一九八五年，Hu Yaobang批准林希翎一家出國探望在法國病危的老父。一九九零年參加民陣大會途中遇上車禍致身體殘廢。已入籍法國，居巴黎市郊，可以回國，她曾患乳癌、哮喘、心臟病，現正在法國留院接受治療。 活著為作歷史見證　心願盼能落葉歸根 抵法國的第一天，首站第一位要探訪的人物，是住在醫院的林希翎。張倫給我們帶路，剛巧碰到馬德升也在病房裏，他坐在輪椅上正跟林大姐聊天。他們三人，代表了三代親身參與民主運的動中國人，並見證這二十年來流亡法國的際遇。 林希翎在零八年九月六日因心肺衰竭、哮喘發作再被送到巴黎醫院。九月十七日下午，我們看望她的時候，明顯身體和精神已漸康復，正被安排轉送遠郊的專科醫院療養，所以我們在離開法國前特地再去探訪她，請她在紀念冊上贈言。 您們是香港各界人民的真正代表，是考驗「一國兩制」的一把尺子，是保衛香港法制傳統，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一盞明燈，維園每年要求平反「「June Fourth」」的遊行集會是一個真民主的品牌極品。您們的存在和發展是香港人民、兩岸人民、全世界華人的驕傲。 謝謝您們遠道來醫院探望我，您們對我的關心、安慰，對我這個陷於貧病交迫、孤立無援的垂死老人來說，真是雪中送炭，您們是上帝派來的天使！願主與您們同在！ －林希翎匆草於二００八年九月二十日法國巴黎IMM醫院225病房 這位曾多次在死亡邊緣被搶救過來的七十三歲老人，看上去仍然精神充沛，神采飛揚。她滔滔不絕地向我們幾位從香港來、打算探訪歐洲流亡民運人士的支聯會義工，談際遇、經歷和心願。她把我們看成為上帝派來的天使，為我們這次歐洲行程增潤了一層富神聖色彩的任務和意義。 她向支聯會一再表示敬意，說「June Fourth」維園的燭光集會，她二零零五年在港時參加了，非常感動。她形容支聯會是民主運動的先鋒，近二十年來都能堅持下去，「June Fourth」以後更營救了那麼多人，籌辦香港「June Fourth」紀念活動，這是一個重要的平台，是全球華人的驕傲。 重病纏身的林希翎，提及小兒子十八歲那年在法國跳樓自殺，對她打擊很大，加上近年衰老體弱，動過乳癌切除手術，又經常呼吸困難和心臟衰竭，令她感到活著受罪，加上孤苦無依，真想過安樂死。她說：「在法國，我是最窮最底層的老人，領取社會福利救濟金，住宿廉價的政府公屋，享用免費的專科醫院。今次病發幸好鄰居及時發現，昏迷了七天，沒有撒手塵寰，感謝醫生護士的醫治和照顧，我能活著，是上帝救了我！」 今年她已是第三次緊急送院搶救，年初抱恙仍堅持參加在美國紐約召開的反右紀念活動。在美國心臟病發，付不起昂貴的住院治療費，得法國政府接收並移送她回來繼續醫治。雖然病患未有痊癒，她仍積極參加「June Fourth」十九周年及林昭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活動，並在大會演講發言。儘管身體殘弱、晚年淒涼，搶救後脫離危險期的她，滿頭白髮，老態龍鍾，但說話時依然中氣十足，嗓子響亮，一派少艾時初生之犢的亢奮激昂，堅持執著，風燭殘年的生命力仍無比強頑不屈。 她的人生真的既傳奇又苦難。在政治迫害和老弱病殘的多重折磨下，如果不是信奉基督教，早就捱不過走上自殺絕路了。她說：「生命是上帝交給我的，我無權放棄。歷史一路把我推上來，命定要肩負更大的責任。反右的帽子永遠不能摘除，自毛澤東至鄧小平執政以來，中國沒有我可容身之所。這些年來，在兩岸三地見過無數各黨派的領導人，總是內鬥和亂扣帽子的，搞得我裏外不是人，都不再抱怨了。」 在病房裏，馬德升向我們介紹林大姐的性格：「我來法國二十三年了，認識她很久。她這種人，生下來就是要尋找真理，她是只能接受真的、白的，而不能容忍假的、黑的。若把假當作真，把黑說成白，她就受不到，不能接受。這也是她的弱點，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林大姐唏噓地說：「我是老實說真話，所以共產黨不能接受我，反右未能平反的五個人就只剩下我是唯一一個未死的。離開大陸去台灣時，我不願當反共義士，國民黨也接受不了我，然後又說我是台獨。最近，我出席神韻晚會後接受《大紀元》採訪，在法國的基督徒朋友知道也嚇壞了，覺得我跟法輪功在一起不好。」 [ 本帖最后由 会飞的猪 于 2009-9-22 02: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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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9月22日
钱理群 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三） （二） 　 １９５７中国校园发生的这一切，一直处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密切注视中。林希翎在北大、人大发表演讲以后，《人民日报》立刻被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57] 可以说，从一开始，“无产阶级专政”之剑已悬在林希翎的头上。 其实早在１９５６年年底，林希翎就曾上访中南海，却因此引发了中南海内部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代表，其中一位王文，是当年的地下党员，解放初期曾担任过叶剑英的秘书，时为秘书室的负责人，就因为前后三次接待林希翎，并将她的意见整理上报，而在以后的反右运动中，却被他的部下、后来在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戚本禹陷害而打成右派，并株连到家庭：妻子和一个孩子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可以说是家破人亡。连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也因为在反映林希翎意见的材料上签了一个“阅”字，在反右运动中被迫作检讨。 杨尚昆见戚本禹野心太大，想操纵运动，就想整他，戚便求助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田告之于江青，江报告毛，毛泽东于是亲自召集会议说，你们支持左派，还是右派，插红旗还是黑旗？众皆禁若寒蝉，仅一来自延安的女处长发言说汇报情况与事实不符，在文革期间，这位老干部竟被报复，脑部打成重伤。[58] 但中共党内高层中对林希翎表示赞赏的却大有人在。 如前所说，时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Hu Yaobang在１９５６年底就过问过林希翎被无端攻击一事；据Hu Yaobang１９７９年在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中回忆，１９５７年他曾和林希翎长谈四小时，在林被捕时，他也曾表示过反对意见。中共元老、时为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更是对林希翎的才华与独立思考极为赏识，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还抱病与之长谈，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对林的处分，以至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提到校内右派名字时，有意不提林希翎，引起轩然大波。 还有一位元老、时为内务部部长，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也曾在家中多次接见林希翎，和她作广泛交谈。但却无力阻止逮捕林希翎，只能借视察监狱之名，看她一眼。[59]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关心过林希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也难逃惩罚：由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影响，当时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就将他们的部下与亲人作替罪羊。Hu Yaobang的秘书曹志雄因与林希翎有恋爱关系，并犯有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给她的“罪行”，被打成右派自不待说；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与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仅因为奉吴、谢之命给林希翎写过信或带过口信，也被打成右派，并同样株连亲人：吉士林被赶回老家当农民，老母上吊自杀，妻子被迫离婚，带走了孩子：又是一个家破人亡！[60] 林希翎案还株连到民主党派与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人。１９５８年８月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曾列有“被告……与谭惕吾、黄绍竑等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 谭惕吾和黄绍竑都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委员和常委，是１９５７年的著名的大右派。谭惕吾是法律专家，她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主张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黄绍竑则批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样的“公式”，强调不能用强调成绩来掩盖错误，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数人家破人亡。[61] 这在当时都是属于“恶毒攻击”的言论，就成了反右运动的主要靶子。 但林希翎却对他们的历史与现实态度几乎是一无所知，据１９８０年她写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她仅仅在北京东四检察院实习时，为办一个案件，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来这里视察这个案件的谭惕吾打过交道，并无其它任何联系。但为了说明“校园内的右派与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是相互勾结、上下呼应的”，就将她们硬拉在一起了：按当时的“革命逻辑”，只要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并不重要的。 林希翎还谈到，到１９７９年谭惕吾的右派被“改正”，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但因为林希翎仍是右派，在她的所谓“改正结论”里，就仍然留了一个尾巴，谭惕吾始终未签字。[62] １９５８年林希翎《判决书》上还有一条：“被告与新社会上的部分反动分子，尤其是文艺界的一些反动分子——洪禹平等建立密切联系，相互勾结，对党和国家的领袖及我党的文艺方针等进行了恶毒的诬蔑”。[63] 这又是一个冤案：洪禹平是北京市幻灯制片厂编辑部主任，因同乡关系与林希翎相识不到半年，整风期间他已调往浙江，对林希翎在北大、人大讲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却也成了林案的“要犯”，连同他哥哥、姐姐一家人都打成右派。[64] 但林希翎与文艺界和新闻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倒确有联系。据林希翎回忆，当时文坛的最高权威郭沫若读了她所写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曾当面表示赞扬与支持，并称其为“才女”。时为《人民日报》主编的邓拓，《中国青年报》的主编张藜群都对她十分重视，据说邓拓还向她谈到肃反运动中的一些内部情况。后来在文革初期，邓拓成了“三家村”的头目，戚本禹给他罗列的一条罪状就是“极右分子林希翎最亲密的朋友”，这又反过来株连到林希翎：不仅将在狱中的她戴上脚镣手铐，关入紧闭室、黑牢达半年之久，而且把她的老母亲抓来开万人大会批斗毒打。[65] 更令林希翎感到痛苦，也让我们大为震惊的是，无数普通百姓也被株连。 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含泪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者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这些株连者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阿瑟的错误。[66]当校党委审查我和社会上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些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者，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者，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而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它帽子”。[67] 王文在他的《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里，曾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魏式昭（也是志愿军转业的），仅仅因为支部派她帮助和照顾林的生活，就被说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仅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连她的丈夫和远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队战友，也统统被错划为右派。[68] 这样的株连法是可怕的：一切与林希翎有接触者，更不用说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专政的罗网中。林希翎还谈到，１９６５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冒险为她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毛泽东的信和家信，不料当年将林希翎称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予平fǎn”，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者自然“有问题”。[69] 更有甚者，前引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不予平反”的《结论》，仍然把“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错误”列为她的“罪名”，作为不予改正的理由：受牵连的“外单位、外地的青年”依然有“错误”，其罪魁祸首仍是林希翎，这就意味着，“株连”有理，甚至有功。这样的革命逻辑是令人恐怖的。 最“致命”的，是株连家人与子女：丈夫无端地受排挤，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邻居的孩子的打骂，回家问母亲：“妈妈，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东西？” 林希翎说：“我这个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从未流过泪的战士，在听到我的爱子向我提出这种问题时，忍不住抱着他放声痛哭了”，“虽然我在政治上从来不吃后悔药，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都从来不感到遗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饶恕的过错），便是我悔不该结婚和生育啊！像我这样当过‘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这个社会中政治上的‘麻风病人’，不可接触的‘贱民’，还有什么资格成家立业？有什么权利当贤妻良母？！这真是作孽啊！”[70] 问题是，这样的株连，是制服林希翎这样的不屈的fǎn抗者，维护“专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71]：这不仅是体现了一种伦理的残酷性，更是体现了体制的残酷性。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一个事实：据林希翎回忆：“我在大陆犯了反革命罪名坐牢，我的父亲也在台湾被国民党以‘通匪’罪名，判刑坐牢，理由是我父亲与我通信”。[72] 林希翎的特殊性在于，她的命运总是与中国高层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就说到了对林希翎的“处理”。 据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所说，他与北大谭天荣的处分决定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73] 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７月所写的《１９５７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也有过这样的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74] 也许就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１９５７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大会时，还特地让林希翎参加，在讲话中，也只说她是整风中“犯了错误”的青年。但据说北京市公安局于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已经整理好逮捕她的材料送北京市委审批，却未立刻批准。 据王文在《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中透露，１９５８年在中山公园开的一次联欢会上，刘少奇问起林的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自己是“fǎn党fǎn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就亲临人大，在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于是在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１日半夜将林希翎秘密绑架，投入监狱。开始还制造了一个纯属捏造的所谓“殴打监督她的学生宋津生”的口实，宣布对她只是拘留五天，又以“态度不好”改为十五天，最后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随后判处十五年徒刑。[75] 至于公安部长罗瑞卿所说的“办法”，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因林表现不驯，在盛怒之下一语道破“天机”：“你看着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76] 但连林希翎也准备“将牢底坐穿”时，毛泽东突然在１９７３年向时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在哪里工作，好不好”，于是，林希翎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提前释放”了。[77] 但林希翎也依然逃不脱罗网，特别是１９７５年她到北京上访，又获得了一个“大右派找邓小平翻案”的新罪名，被押回浙江，遭到了更残酷的批斗。 当文革结束，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得到“改正”时，林希翎的平反却阻力重重，原因是她无意中又卷入了中共的上层政治斗争。一贯关心林希翎的Hu Yaobang先后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并在林希翎的来信上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味却不符合中国的政治规则，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上，Hu Yaobang与林希翎一样天真。 正如一位人大副校长对林希翎所说：“他的批示对你有害”，“你要不找Hu Yaobang，问题倒可以解决，你找了他就麻烦了”。当时，党的高层中所谓“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Hu Yaobang是一个焦点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蜚短流长，不径而走。[78] Hu Yaobang终于不能再过问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这就必然要留下“样板”：于是，中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次选中了林希翎，让她充当右派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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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9月22日
钱理群 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二）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本文的主要讨论对象林希翎这里来。 　林希翎曾因在１９５５年在《文艺报》上发表长篇文艺论文而引起广泛关注，后又因为一篇与苏联权威杂志《共产党人》商榷的文章，遭到无端攻击，她因而印发了《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得到时为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及任团中央书记的Hu Yaobang的支持而获平反。 Hu Yaobang及《中国青年报》的主编遂派她作为特约记者到西北地区作调查。这一次调查，以及后来她在法院实习的所闻所见，都让她看到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种种弊端，她为之诧异不已：在此之前，她几乎是生活在“云端”，轻信人们告诉自己的一切，长久地沉湎在梦幻中；怀疑就这样产生了。 ８０年代她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到自己的思想蜕变：“我原来没离开过大城市，一下子到农村，到山区到玉门油矿，到甘肃兰州都跑了一下，就完全感到农村生活，不像《人民日报》吹牛吹的那个样子—— 电灯，电话，什么农民生活怎么好怎么好；有的苦得要死，也没饭吃，我非常痛苦，我觉得要说。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理想主义，想为人民服务，为了解放人民，我们才来革命的。结果呢，人民生活这么痛苦，我们在北京里过不错的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对这些问题，就开始深思：究竟为什么？”[23] 就在这个时候，她从自己的恋人（时为Hu Yaobang的秘书）那里，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鸣放时期，她在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谈到她当时受到的震惊：“对于斯大林过去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因为苏联电影与苏联小说我看得很多。当斯大林逝世时，我在部队里戴上黑纱哭肿了眼.当最初听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时，我想不通，也很生气。但当我亲眼看到这个‘秘密报告’时，我才大为震惊，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都是白留了。还幸亏斯大林死了，要是再多活几年，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正直善良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公民。我感到对他在军事上、农业上和对外关系方面犯的错误，都还可以原谅，只是在肃fǎn扩大化这个问题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甚至也可以说对党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在感情上是不可原谅的”。[24] “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都是白流了”，这上当受骗的屈辱、痛惜、悔恨后的清醒，让人想起了鲁迅《狂人日记》里那句著名的话：“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25] 或许就在“不再相信眼泪”的这一瞬间，林希翎和她的同代人中的一部分，开始与幼稚、单纯而轻信的“童年”时代告别了。斯大林的（还有中国的）肃反运动受害者的血，将所有的迷信，笼罩在苏联、斯大林、领袖、某种绝对理念与体制……头上的神圣光圈，都颠覆，击碎了。如姚仁杰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所说：“不同的思考和看法油然而生，有如翻江倒海，习惯性的信仰和被别人灌输的一致性轰然动摇，连自己对自己也不那么迷信了”。 这里，或许可以插叙一段我个人的一些北大校园的亲身体验。 我是１９５６年９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在初入学时，还沉浸在响应党的“向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发奋读书，准备将来当作家、学者的梦境中，但接着而来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却打破了校园的宁静。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半夜里，我们这些共青团员突然被从睡梦中叫醒，集合到大礼堂去看一部反映匈牙利事件的内部记录片：那“反革命分子”将共产党员的头挂在电线杆上的镜头，让我们看得胆战心惊。接着报纸上又发表了铁托的讲话，以及相关的争论文章，还有关于南斯拉夫民主试验的介绍……，对于我们，都是闻所未闻，一时，竟有无所适从之感。由此引发了莫名的内心骚乱，隐隐地感到，一个“校园内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似乎正在逼近。 但刚刚入学的我，似乎还没有尝够泡在图书馆里的安适、闲寂的乐趣，于是，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既怀着期待，又感到不安。我的这种心境，或许与前述林希翎式的觉醒意识有所不同，但却也是反映了思想大一统的局面正在发生动摇：连我这样的并不关心政治，一门心思读书的普通学生，也感到了变动的气息。而且不关心政治当时也是不被允许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后，班级与团支部都组织我们学习。 我记得，当时争论最激烈的，就是斯大林的错误的根源何在？与制度有没有关系？在《再论》发表之前，这个问题，同学们私下就议论过。当时的权威观点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说法，即产生错误的原因是斯大林“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 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然不会有人公开质疑这一党报也即党的观点，但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是许多人心里都明白的。铁托的演说直接了当地提出了制度的问题，就使怀疑显得似乎更有依据了——由于铁托曾受到斯大林的排挤和迫害，当时许多大学生都对他抱有好感。现在《再论》一方面明确反对铁托的意见，但又承认“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存在“缺陷”：这非但没有解除疑惑，反而更增加了思想的迷乱。在学习时，大家反复讨论如何理解所说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是哪些“环节”？什么是“根本制度”？这两者的关系如何？……等等，都是说不清楚的。记得周扬还专门来作过一个报告，谈及制度问题，大家听了依然觉得一头雾水。 因此，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北大校园贴出第一批大字报，对于林希翎式的早已破除了迷信，开始独立思考的先觉者，是蓄之已久的必然爆发：这正是他们期待中的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并且他们很快就将其命名为“５·１９民主运动”。 而对像我这样的普通学生，是既感到突然，又似乎在预料之中的。而且前述“制度”问题又很快成为校园内的争论的焦点之一。各种意见或争锋相对，互不相让，或互为补充、发明，突然展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自由思考的思想平台，让人感到振奋；而各级党组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保持了可疑的沉默，《人民日报》又拒绝报道“北大民主墙”，这就又增添了许多不安。 林希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与气氛下，于５月２３日登上了北大的讲台。她以其特有的明快，一开口就提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并且立即提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点明“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 这样就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所谈到的斯大林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正是犯了大忌。于是，她以后的所有论述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针对中国现实的，这就注定了林希翎成为“不可饶恕的右派”的命运。 她是这样说的：“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作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她还说：“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她最后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自己的演讲：“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26] ——可以想见，林希翎的这一番爆炸性的讲话，会引起怎样的反应，记录稿中说，当场有人为她鼓掌，要求她签名，也有人轰她，甚至递纸条辱骂她。我当时也在现场，可以证实这都是事实，林希翎的演讲确实把北大内部本来就存在的两大派（反右运动以后就被划分为“左派”与“右派”）的争论推向白热化：我记得听完演讲后，回到寝室，两派同学还在争论不休，有的甚至论战了一个通宵。我自己倒没有卷入争论，是因为当时年纪尚小，林希翎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原来没有想过的，一时也想不清楚，觉得她的某些言词似乎有些偏激；但同时又确实非常欣赏她的独立思考，敢想敢说，认为无论她的观点正确与否，她所提出的问题是应该认真思考的，而她的发言正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应该允许与鼓励，而不能压制，对那些轰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觉得这有违北大的民主传统。——正是这一态度，使我后来被划为“中右”：这在当时北大学生中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吧。 今天我们再来看林希翎当年的发言，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她的演说是立足于一个基本立场的，即是她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绝不是一种言说的策略、姿态，而是十分严肃的自觉追求。林希翎直到８０年代还坚持这一点：“我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想来对待的”；[27] 另一位５·１９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谭天荣当时就明确表示：“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28] 绝不能将５·１９民主运动视为“fǎn社会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是那一代人的理想，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当年对包括林希翎在内的“右派”横加“fǎn社会主义”的罪名，是将斯大林式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模式视为正宗；今天我们也不能因其对斯大林式、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立场，而将其看作是“fǎn社会主义”。 科学的态度应该尊重林希翎们对“社会主义”的独立理解与阐释：从林希翎的演说中，可以看出，她所追求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包含两个基本内容，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民主制”。这几乎是当时绝大多数有自觉追求的右派的共同立场。因呼吁为胡风平反而很有影响的刘奇弟，在一篇阐述他对北大民主运动基本精神的理解的大字报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万岁”与“社会主义民主万岁”作结束，[29]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观，是带有浓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的；而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典型的“修正主义”。 有意思的是，林希翎们用他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看斯大林式、毛泽东式社会主义，却发现了“封建主义”，她在演说中，将其称为“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她后来在北大的第二次演讲及《我的思考》等文章中，有更具体的说明：在她看来，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特权，等级制度，对思想、言论自由的压制，对公民权利的剥夺，愚民政策，宗派主义，某些领导的“地主恶霸的作风”……都带有浓重的封建性，追其原因则是因为苏联与中国都是由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 ８０年代，林希翎在追述自己当年的思想时说：“在１９５７年的演讲中我还讲过，为了和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对外来说我们自称社会主义国家是可以的，但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不仅在中国根本未曾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连苏联也未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的性质，还处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的过渡时期”。[30]这一概括大体是符合她当时的思想实际的。 在林希翎１９５７年的演讲中，还表现出强烈的人民主权意识，即她一再强调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人民作主”，“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31]在她看来，对现有社会主义模式提出质疑，探讨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都是在履行人民主权，发动民主运动的目的也是在于动员人民的力量来推动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验与彻底改革，而不是局限于少数人的，上层的，按照既定的旨意进行的“改良”。[32] 应该说，林希翎演说中的以上几个基本点，也是代表了许多校园内的右派学生的基本立场的。甚至可以说北大校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是围绕她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的。年轻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33]所关注的正是：什么是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方面出了哪些问题，又预伏着怎样的危险？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这是１９５７年中国校园内最大的热点话题。 百花学社的骨干、哲学系学生叶于生当时写有《我看民主》的大字报，其观点是有代表性的：“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阶段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说，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权地位，是全民性的、新型民主的物质基础，人们第一次有可能获得发展个性，自由竞赛的平等机会”，“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34] 而另一位哲学系学生龙英华，则在他的引起轰动的大字报《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里，明确提出一个纲领性的口号：“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化”。[35] 而且论者强调，“５·１９民主运动”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试验，目的是要“形成和发展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36] 而最让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深感困惑与不安的恰恰是，按其理想与本性应是民主化最有力的推动者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民主化问题上表现出一种“保守倾向”，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潜能，迄今远没有充分展开”，甚至出现了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现象。[37] 在他们看来，１９５７年的中国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破坏与危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证”，这正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害”的“温床”；[38] 二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即“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与“对国家一切生活的绝对控制”，以及“国家高度权力的集中”。 批评者尖锐地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39] 人们还这样提出问题：社会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力完全集中于国家，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否需要改变？”“将国家所有制形式变为归生产者大家庭的直接民主管理的所有制”﹐“自下而上的建立起人民群众的各种组织直接影响中央政权，并达到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它的发展中依靠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自由行动，而不是依靠国家的力量’”，这样的体制改革，“是否值得考虑？”[40] 由此而提出的是对民主的如下理解：“民主权利除了它的阶级性以外，还有着全民性，即全体未剥夺公民权的人民对政府之约束，后者作为一种暴力机构，很容易伤害人民，人民必须用一种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权利来保护自己，来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41] 　 ——所有这些问题与思考，都是以民主讨论的形式提出的；因此，讨论中，有人特意重申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句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用生命来保证你说这些话的权利”。[42] 这里表现出来的，是那一代的年轻人，对民主的渴望，以及对民主理念、精神、制度的探索精神，这是我们时隔四十多年仍能感受到并深受感动的。 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讨论，则集中在“特权阶级”是否有可能从社会主义体制内部产生，并如何防范这一问题上。 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物理系学生沈迪克化名“谈谈”，写了一篇题为《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的大字报，从留学生的选派、生产实习、毕业分配……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提出“在新的时代”是否出现了“高贵等级”、“贱民阶级”这样的新的等级区分的疑问[43]；这个问题十分敏感，自然引起了轰动与激烈争论。 后来又有一位名叫周大觉的理科学生以“谈论”的笔名写了一篇《论“阶级”的发展》的文章，进一步提出了“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这样的论断，并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分配、社会地位等方面加以论证，还特别指出“官官相护”的现象表明“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44] 后来，周大觉又写了一篇《再论“阶级”的发展》，特意谈到他与一位历史系三年级的同学黄良元的争论。周这样介绍他的论争对手：“中共党员，有一定教条主义习气，诚朴，会思考一些问题的好同志”。据说，经过争辩，双方一致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得多。但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副其实，就是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地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的问题……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认为社会发展到公有制就万事大吉”，还必须“考虑如何更完满，以及可能产生的新的阶级分野”，“考虑如何防止党、政府工作人员不脱离群众”，并“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另一方面，他们也一致认为，这种政治、经济、地位上的悬殊、不平等还处在发展中，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同时“制止它发展的因素也在增长，有自觉地自上而下的解决的可能性”。黄良元因此认为应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必提到“新阶级”的高度。周大觉则认为，“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已经）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45] 当时，驳难、响应者都不少；但由于很快转入反右，这类现实尖锐问题的探讨，自然就被戴上“fǎn党、fǎn社会主义”的帽子而被扼杀，历史也就错过了一个机会。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以后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回过头来看当年的这些充满愤激、懮虑的发言，不能不有一种沉重之感：因为，当这些敏感的热血青年懮国懮民，慷慨陈辞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的事实：毛泽东早在半年以前，就断定这些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出生的”，“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而且他们背后站着的是那些随时准备复辟的“隐藏”的阶级敌人，“这些学生娃娃没有经验，把什么……都端出来了”。[46] 这样，当林希翎说到“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的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47] 当有的右派在大字报中表明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对一个人或一个政党，抱着毫不保留的态度而跟着走是很错误的，只要它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违fǎn人民（的意志）了，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抛弃掉”[48]。 对此，当权者自然要视为“大敌当前”，对毛泽东则意味着，他要“引”的“蛇”与“蚂蚁”终于“出洞”了。更为致命的，或许是右派的这些激进的观点和立场，也是１９５７年的大多数大学生所不能接受或持有保留的。 这里，不仅有当时大多数大学生还没有从对党和毛泽东的迷信中解脱出来这样一个基本因素，也还因为右派们所敏感到的中国社会矛盾，当时还处在一个萌芽阶段，整个共和国还在向上发展，许多问题更是生活与思想都十分单纯的一般大学生所难以体会的——其实，我自己当时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我可以赞赏右派们的探索精神，但却无法认同他们的观点，最多只是承认他们的尖锐批判是一种“预警”，不加注意，发展下去“可能”有这样的危险，却不是现实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林希翎们号召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很难得到大多数大学生的响应，他们那些过于激烈的言词甚至会引起fǎn感。这都是后来的反右运动能够得到响应的内在原因。鲁迅说过，许多问题，敏感的文学家、知识分子“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这样的“思想的感觉”的“相差”常常要“到三四十年”。[49] 这几乎是一切先觉者的宿命。 可悲的是，右派大学生们非但没有听到前引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年底和１９５７年初所发出的那些警告，还听到了许多鼓励民主的“激烈”言论。 李慎之先生在他的回忆中，曾记录了毛泽东当时在内部讲话中的若干惊人之论，如“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之处”，“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等等，[50] 这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可能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也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但类似的言论通过不同途径传到林希翎们的耳里，就只能起到鼓励，甚至是煽风点火的作用。至少是产生了两个错觉。一是以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就是给他们这些“新社会主义的主人”[51] 以一个和毛泽东一起探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发动民主运动的权利。 ——其实，不仅是这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就是李慎之这样的有经验的老革命也产生了类似的错觉：他听张闻天谈到“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不要只靠他一个人发展”，就真的“狂妄地”以为自己也可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贡献了[52]。 这是真正地不懂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发展”的权力，甚至“批判”的权力，都只属于领袖，即使是高级干部，更不用说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也只有鲁迅所说的“同意与解释”、“宣传与做戏”的义务，[53]若要乱说，就有“僭越”之罪。同样的话，领袖说了，是伟大的“发展”，小民们说了，就是“fǎn党fǎn社会主义”。 １９５７年的真诚而天真的林希翎们不懂、甚至要硬闯这条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而且林希翎他们还引毛泽东为同道。 仔细阅读１９５７年校园里的右派的言论，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毛泽东抱有好感，甚至崇拜。即使是锋芒毕露如林希翎者，谈到毛泽东，虽也有批评之意，如说毛泽东在胡风问题上“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但仍然把毛泽东与斯大林严格区别开来，强调“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个人崇拜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54] 龙英华在提出“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的路线谁胜利的问题”以后，甚至作了这样的判断：“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55] 而且这似乎是当时许多右派学生的共识。谭天荣也是把“五·一九”运动看作是“全国范围的整风——民主运动在北大的表现”，“而中国的整风——民主运动是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反映”；他说：“（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并且说：“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持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56] 在他和他的同志的理解里，毛泽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北大学生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是相互配合的，并且是“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本人与年轻的大学生们是心心相印的相互支持的战友。 这真是一个可悲的历史大误会：这些一相情愿的热血青年哪里知道，毛泽东早已认定，“南斯拉夫的路线”是一个“修正主义路线”，铁托、陶里亚蒂、赫鲁晓夫都是修正主义分子，而他本人正准备举起斯大林这把“刀子”，砍向国际与国内的打着反教条主义旗号的右派，以证明自己绝不是“中国的铁托”：这正是他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所在。 不懂得毛式政治的中国年青人终于为自己的轻信与天真而付出血的代价：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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