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19） 请提供保护，让我写出第二部文艺作品 　　2002年6月1日，我飞抵加拿大之后，写了一部22万字的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揭露了中共1950年“土改”运动杀戮200多万地主的罪恶，突破了半个多世纪中共严厉的文艺禁区，戳破了中共“工农联盟”的谎言。 　　中共对我恨之入骨，但慑于国际舆论和加拿大政府的权威，不敢明目张胆地采用留下罪证的方法杀害我，便派特务投毒，组织暗杀，投放病毒，偷盗移民局的重要信件……妄图置我于死地。这些阴谋被一一识破，没有达到“撂倒”我的目的（我用“遭受这些痛苦是一种报应，是罪有应得”的心态来承受这些苦难）。 　　于是，他们便使用“非致命电磁波空间武器”进行袭击。其原理是：乘目标人不备、暗中对其发射某种无线传输的有害电磁波，使其头痛头晕，心慌耳鸣，食欲不振，肌肉痉挛，手足发麻，皮肤受袭部位出现密密麻麻的红色疹子……长期受电磁波袭击，可能导致皮肤癌、血癌……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高科技武器，受害人无法取证，无法报警，向第三者投诉，几乎无人相信。 　　人们不但不相信，还怀疑我有“精神病”，纷纷讥笑道： 　　“你一介平平常常的老头，只不过写了一部揭露陈年旧事的小说，中共哪有可能花那么大的力气对付你？” 　　“在中共眼里，大法弟子XXX（满地可法轮功的灵魂人物），不比你重要些？” 　　“在中共眼里，刘晓波、袁红冰、任不寐……这些高级笔杆子，不比你重要些？” 　　“许多比你重要得多的人物，没有受到电磁波袭击，独独你受到了，且不是咄咄怪事！” 　　…… 　　我有口难辩，怎么说，也说不清。 　　今天发表这篇忏悔和揭露文章，便真相大白了： 　　一般说来，大法弟子、持不同政见的高级笔杆子，在中共眼里，当然比我重要！ 　　但是，由于他们年龄比我小、经历没有我这样特殊，没有掌握上述秘密。 　　这就是老人的价值，“家有三宝，不如一老”，老人知道过去年代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中共害怕这些震惊世界、隐瞒多年的罪恶暴光，层层上报后由最高当局特批，不惜一切代价，采用非常规手段对付我，逼仄我的生存空间，无论如何不能让我把秘密写出来。 　　这里，不存在“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量比问题，而是“谁掌握了，谁没有掌握秘密”的问题。 　　再者，中共对“叛徒”是毫不留情的。30年代中共特务头子顾顺章叛变，周恩来亲自带队追杀，砍死顾全家老少十余口。我掌握了中共公安“政治保卫”部门的绝密，现在反戈一击，他们怎能轻易放过呢？ 　　因此，请大家相信，我投诉受到离奇古怪的“非致命电磁波空间武器”袭击，是千真万确的铁的事实。 　　前不久，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夫人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特务说，最近这种跟踪和骚扰方式是高层集医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各类专家，在对高律师的个性、健康状况等综合情况精心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的方案。专家们说，如果这套跟踪方案能够得到认真的执行，不出半年，就能让高律师得上一种致命的病，也可以让他的全家精神崩溃……”[注32 ] 　　从2003年初开始直至现在，在加拿大的领土上，中共特务就是这样跟踪骚扰我的。[注33 ] 　　《佛怀煽仇录》是2003年2月中旬写完的，时间过去三年多，由于中共特务骚扰，我无法动笔写作第二部长篇小说。 　　第二部长篇小说写什么？就是以本文为蓝本，综合其他案例，进行重组和艺术加工，塑造一群“反革命”的鲜活形象，全面展现暴政时代屠杀抗暴英雄的惨烈场景，为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发出震撼人心的痛苦呻吟。 　　每一位从共产暴政、“文革”灾难中走出来的幸存者，在苦难中都获得了一份宝贵的原始矿藏。将这份原矿精炼为剖析自己心路历程的文字，就可能升华为具有历史价值的人类精神财富。 　　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觉醒过来，自李良、石惠泽喋血后，我发誓要把这一切用文字记录在历史的扉页上，要让他们在文艺作品中复活。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最后一项任务，如不能完成，死不瞑目。 　　我知道，追求人生真谛，必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承受心灵孤独和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的同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普世价值上，将个人荣辱、生死置之度外，揭露真相，伸张正义，通过泪与血的反省和忏悔，用真诚赎愆之笔，写出触动灵魂的长篇作品，才能经受住时间长河的考验和民族文化的认同！采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老老实实的态度，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至于能做到什么程度，虽然与主、客观条件具有很大关系，但最终听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命运安排！ 　　三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动手写这部作品，但中共特务天天骚扰，不让我得到片刻安宁，千方百计阻挠这部作品的诞生。现在，我已意识到，单凭个人力量，甩不开特务骚扰，是无法完成这部作品的。因此，我呼吁： 　　加拿大政府或美国政府对我提供特殊保护，让我在一个没有中共特务骚扰的环境中，写出这部作品； 　　加拿大或美国的高等学府提供一个机会，让我在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的环境中，安静地构思和写作； 　　我呼吁 　　作家避难城：LASVEGAS（拉斯维加斯） 　　匹兹堡作家避难城主席：亨瑞?若弗?瑞士（HENRY RALAH REESE）先生 　　北美避难城联盟主席拉瑟?班克斯（RUSSELL BANKS）先生给我提供创作条件，助我完成这部作品（请与他们有联系的朋友转告）； 　　民运力量中有能力的组织或个人，请提供保护，让我完成这部作品； 　　《大纪元》高层或博大出版社，请提供保护，让我完成这部作品…… 　　只要上述任何一家提供保护，在一个没有中共特务骚扰、没有后顾之忧的环境中，就可以实现这个理想（无须任何预付金，作品出版后版税按协议分成）。 　　提供这种保护，不仅仅是保护我个人，而是与中共一次重大抗争和较量。中共不让这部作品问世，通过大家的支援，让这部作品在近期呱呱坠地。——时间不需很长，大约半年就可以了。 　　为了便于联系，特公布我的两个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和[email protected]。由于我的电子信箱经常受到英特网上来历不明的监控和攻击，通讯常常被无缘无故掐断，给我发电子邮件后如未收到复函，请拨打我朋友的电话（514-827-8309），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会很快回话。 　　[注32] 摘自高智晟《请问胡先生，哪里可供我栖身？》一文，载《大纪元（渥蒙周末版）》2006年4月13日A7版。 　　[注33] 关于我在加拿大受到中共特务骚扰、袭击的情况，此前曾多次在互联网发表文章，需要了解详情的读者，请用我的名字或“电磁波”等关键字在英特网上搜索。 （20） 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1950年“土改”时，父亲教导我“要远离政治，永远不要摸枪”，我只做到了一半，一辈子没有“摸枪”，却未能做到“远离政治”。[注34] 　　是我的本性“喜欢政治”吗？当年，我只是一位萦绕着“作家梦”的纯文学青年，不但不喜欢政治，而且，目睹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对人的戕害，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恐惧，生怕与它沾边。但是，在极权统治下，你不想沾惹政治，政治却要纠缠你，不管喜不喜欢，非得要把你拖入肮脏的政治旋涡。多少次差一点被吞没的我挣扎出来，不断思考，终于认清了共产暴政的真面目。 　　在这里，我愤怒地控诉中共：我不愿意做“狗”，不愿意出卖朋友，不愿意当特务（线人）。当年若不是斧钺加项，我决不会选择这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做法。 　　如果不写出自己的罪恶历史，就无法揭露暴政，无法纪念亡灵。我犯了罪，欠了血债，无法偿还，只能用写作——还原历史真相——进行些微补偿，求得心灵的点滴安慰。 　　这篇文章发表后，中共可能不会放过我，说实话，已经作好“告别人间”的准备。我已活了67个年头，早就该死了，就是因为贪生怕死，才铸成这样的人生大错。时至今日，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已经到了应该解体，回归大自然的时刻，苟延残喘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完成第二部文艺作品。 　　2003年3月我用真名实姓在英特网上发表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一则是申请政治避难的需要，如果使用笔名，移民局要增加一道确认程式，难度增大；另则当时中共在千方百计引诱我回国，用真名实姓，表示决裂。我心中有数，由于存在罪恶历史，用真名必然引起麻烦和非议。如果没有及早抽身和准备公开忏悔，是不敢用真名实姓的。 　　果然，中共利用了这一点，首先将这个资讯捅给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使我在2005年初申请加入笔会受阻；随后又将资讯透露到一些网站，让他们拒绝发表我的作品（当然，也可能是某位知情的正义人士透露的）。我不怪别人，谁听到这样的资讯，都会义愤填膺。只有真正的思想家胡平先生是个例外，因为他写了《形象的力量》推荐《佛怀煽仇录》，可能最先获悉这一资讯。但他一定进行了思考：老陈既然放下生死揭露中共“土改”杀人罪恶，即使在极权统治下有过历史污点，必定有其背后的原因，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应该一视同仁。所以他收到我《一桩财富抢劫案》稿件后，刊登在今年3月号的《北京之春》上。我对胡平先生非常感谢！ 　　本文发表的时间提前了，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它应该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首发时，同步发表出来。 　　由于中共特务的骚扰，我无法写出第二部长篇小说。除了前面已经公布的种种骚扰手段和发射电磁波之外，中共特务还发动了“电子战”。我于2005年6月15日购买了现在使用的这台 IBM笔记本电脑，非常好用。但20天之后，7月4日中共特务开始实施“电子战”（有日记为证），对准我的笔记本电脑发射电子波，使电脑荧幕急剧闪动或变成一片空白，无法写作。至少有10位朋友，看到过这种干扰现象。我只好每天爬高楼，钻地库，寻找电子波发射不到的角落使用电脑。爬上爬下，背来背去，既耽误时间，又费力气，只能写出一些零星的短小文章，无法进行长篇小说的构思和创作。2006年1月29日——31日三天，电脑突然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干扰，可以整天使用。到2月1日上午10时正，干扰又开始了。 　　我觉得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查日历，原来这三天是农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在国外稀里糊涂过日子，不知这三天是春节，特务放假三天，没有电子波干扰，我的电脑就正常了，有力地证明了电脑硬体没有任何问题。 　　今年4月10日，我入住一位大法弟子家后，决定放弃电脑写作，恢复手工书写，下定决心将这篇文章写出来（手工写了大约10天左右）。虽然不打算使用电脑，但我每天还是打开电脑试一试，看看干扰是否存在。到4月17日下午，开机一看，电脑又恢复正常，直到今天，没有出现任何毛病。 　　这是为什么？有两种说法：一是4月18日胡锦涛访美，特务连夜赶到华盛顿参加欢迎仪式去了；二是加拿大新政府外交部长和总理哈珀发表了关注中共间谍活动的讲话，特务慌忙撤退了。也许还有别的未知原因，但不管哪一种说法，反正这两个多月，我的笔记本电脑一直处于正常状态。这样，反过来就证明了：从2005年7月4日开始，到2006年4月17日止，这9个多月，电脑荧幕闪动或变成一片空白，是中共特务跟踪发射电子干扰波造成的。 　　谢天谢地，总算用电脑写完了这篇6万言的忏悔录，完成了人生一桩大事！ 　　今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参与或目睹了加国一次全民选举，前总理自由党党魁马田和保守党党魁哈珀竞选新一届总理。两位候选人进行了四场电视辩论，马田旗帜鲜明地反对保守党，哈珀毫不含糊地反对自由党，两人都是道道地地的“反党份子的头目”。1月23日全民投票结果，前总理马田失败哭了鼻子，新总理哈珀笑着上台，政权平稳交接，毫无社会震荡。 　　前总理马田不敢得罪中共，放弃原则，对中共特务在加拿大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新总理哈珀就职处理一些急务后，于4月中旬，对中共特务活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两人处理这一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 　　哈珀总理只讲几句话，我的电脑就恢复正常，请大家评评，到底有没有中共特务活动？——这就是国家领导人换班带来的好处。 　　加拿大公民热情参加选举，许多人反对自由党，也有不少人反对保守党，差不多每个公民都是“反党份子”，但没有揪出一个“反革命”。惟独中国共产党，“老虎屁股摸不得”，杀戮了成千万反对它的人，霸占政坛五十多年，错误百出，坏事干尽，罪行累累，却一贯自吹自擂“伟、光、正”，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注34] 我的祖父有一把沉重的日本军用马刀和一杆长枪，他于“解放前”避乱去香港；“土改”时农会逼父亲交出来。一天晚上，大厨房里灯火通明，井台周围站满了人。一位壮实的青年农民打着赤膊用辘轳抽水，左右两个吊桶飞快上下，他气喘吁吁，挥汗如雨，干累了，便换一人。一共换了四、五次，井水便抽见底了，于是吊人下去，先摸出一些古香古色的酒器、祭器，再摸出马刀。当长枪吊上来时，父亲吁了一口长气，抚着我的头说：“孩子，以后要远离政治，永远不要摸枪。” 我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文革”武斗前夕，造反派去马坡岭军械库抢枪，我没去；半夜里抢枪回来，一个个兴奋地举枪朝天鸣放，“辟辟拍拍”，整个长沙城像过年放爆竹那样热闹。G司令把我从睡梦中摇醒，叫我对天打两枪“过过瘾”，我不愿摸枪，翻个身又睡着了。 （21） 中华民族需要忏悔 　　近年来，舆论指出，中国人需要忏悔，中华民族需要忏悔，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忏悔！但真正勇敢地站出来诚心忏悔的人，少之又少。难道说，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极权统治，人人手上、身上、脑子里都干干净净？ 　　《中国冤案录》的作者廖亦武说：“凡幸存者，都是狗崽子。”——初听这话似乎偏激，但仔细思量，不无道理。 　　在那“极左”岁月的恐怖中，开批判会，你没有发过言？开斗争会，你没有跟着喊口号？你没有喊过万岁？你没有表示过“坚决拥护”？你没有写过大字报？你没有过向党交心？你没有过向组织汇报？你没有过争取“进步”？你没有作过检讨？…… 　　在中共那架大型绞肉机里，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深度的恐惧。那种恐惧，不是猝然闻雷的短暂惊吓，也不是孤身夜行的一时胆怯，而是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耳闻声色俱厉的批判，目睹拳打脚踢的斗争，前人一群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残暴、血腥的恐惧融化到血液里，渗透到灵魂深处，谁敢不屈从党的意志？人人俯首贴耳，为求得自保，不当积极分子落井下石，随大流跟着喊喊口号，算最好的。 　　在中共极权统治下，每一个人为建设那座大监狱添了砖加了瓦，每一个人都关押在那座大监狱里受尽折磨和熬煎，侥幸存活下来的，既当过帮凶，又是受害者。 　　经济学家孙冶方临终时交代……顾准一次曾经对他正色道：“你们的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 [注35] 　　广义地说，在“群众专政”时代，人人都沦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人人手上都沾了血；狭义地说，像我这样曾经当过专职线人的，至少有大几百万。[注36] 因此，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应该忏悔。 　　在共产党统治初期，曾宣传过“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认为应改为“旧社会人是人鬼是鬼，‘新社会’把好人变成鬼。”——在这里，“变成鬼”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好人枪毙了，变成了死鬼；另一是把好人变成特务、线人那样的魔鬼。曾经变过魔鬼的人，通通需要忏悔啊！因为，所有在人间作过恶的魑魅魍魉，没有一个能永远不露出鬼脸、鬼相、鬼迹，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如果心存侥幸，等到报应和惩罚降临时再忏悔，就太迟了。 　　大多数人都有“自恋情结”，喜欢往脸上贴金，不愿意“自我解剖”，袒露肮脏的灵魂。而当今最需要的是忏悔这种“自我解剖”精神。忏悔是对自己的拯救，但必须承认揭发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仍需要巨大的勇气。 　　在“忏悔”这个人生严肃的课题上，希望后继有人，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通过忏悔清理出来，一一公之于众。特别需要那些直接受命于毛泽东在高层监控过封疆大吏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事实真相。 　　怎样忏悔？ 　　我想，诚心诚意的忏悔，还是应该采用流传千载的古老办法：深更半夜醒来，万籁俱寂之时，独自扪心自问。 　　不要在会议上，大庭广众之中谈忏悔，那是一个慷慨激昂，拼谁最“左”的场合，怎能说得出内心的真话？也不要与最亲密、最信赖的朋友、伴侣去商量忏悔，忏悔属于个人隐私，“商量”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的。 　　惟有夜半醒来，万籁俱寂没有任何干扰时，将右手掌摊开，轻轻覆盖在胸部左侧心窝上，感觉到心脏嘣嘣地跳动，然后与自己对话，这就叫做“扪心自问”。此时，闭目静思，白天（或从前）发生过的事，便会一幕一幕自动过电影。于是，蓦然间电闪雷鸣，风狂雨骤，山崩地裂，万马千军狼奔豕突而来，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乃至于方寸大乱，五内俱焚，万箭钻心，泪流满面，生不如死……慢慢的，慢慢的，雨过天青，思绪如清泉汩汩，沛然而良心有所发现。 　　如果扪心自问时，凝思了好一阵子还没有进入角色，请在心里默念自己的名字，毫不客气地给自己提一个最尖锐、最简单的问题。比如：“陈沅森，你今天干的这事，是人干的吗？” 　　当良心发现自己错了时，你会汗颜惶恐，躁动不安；此后，便会自动进入深层次思考，符合人性的答案就会呈现在眼前。 　　人，道貌岸然的人，衣冠楚楚的人，巧言令色的人，五花八门的人……可以欺骗任何事情，可以欺骗所有的人，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长期累月地骗下去，惟独无法欺骗自己的良心！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忏悔，使自己觉醒，不敢再对人民犯罪，坚决与中共克格勃脱钩，脱“狗”复人的。 　　“扪心自问”这方法非常灵验，屡试不爽，适用于一切活着、思维正常且愿意真诚忏悔的人。谓予不信？今天晚上就请试一试（一夜睡到大天光的人，请把闹钟调整到凌晨一、两点）。 　　对于“权为民所用”的“大人物”，扪心自问时提出的问题当然要重大一些。例如，胡锦涛老弟，就可以这样扪心自问： 　　“胡锦涛，今天你这样做，对中华民族有利吗？” 　　如果对中华民族有利（请注意，不是对“中共”，而是对“中华民族”），只管放心大胆做下去；如果不利，那就要动脑筋想一想了。 　　一切大人物、小人物，都可以使用这一方法。不花钱，不费很大的力气，稍稍耽误一点睡眠（也许不耽误，因为得到正确答案后睡得更香，睡眠质量大大提高），就可扭转偏离的方向，走上人生的正道。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忏悔？为什么要写出这样自暴其丑的文章？ 　　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永远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永远不要让掌握权力的人逼迫他们当特务或线人！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生活在一个真正和谐社会里，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尊严。 　　临了，我跪拜三叩首，向曾经遭受过我参与迫害的亡灵和活着的人，向他们的家属和后人谢罪，请接受我真心诚意的忏悔！ 　　最后，让我们心祷如仪：1000万—2000万抗暴英雄——为反抗暴政而英勇牺牲的“反革命”们，安息吧！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良、石惠泽……千千万万的抗暴英雄，你们的鲜血侵蚀了暴政大厦的墙基，魔鬼的宫殿已经动摇。当自由、民主、共和的新兴中国诞生之日，人民大众将一樽樽酹祭你们的亡灵！(全文完) 　　2006-4-10——2006-6-10 　　于加拿大 魁北克 满地可 　　[注35] 朱学勤《愧对顾准》。 　　[注36]“大几百万”是保守的估计，直到现在中共还在不断利用线人。所谓“社会主义”的理想破灭后，现在的线人完全靠金钱收买。一位留学生朋友告诉我，到海外来的年轻人中，许多没有富裕家族背景的人出手阔绰，多半是拿津贴的“职业留学生”。多数线人在出国前就已搞定，因此，许多夫妻中有一方是线人的，对方都不知道。

（12）“公安局的一条狗！” 　　罪过，罪过，罪过！ 　　丧德，丧德，丧德！…… 　　公安利用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做诱饵将陈亚陆“密捕”后，一向身体健壮的我，真的病了一场。头痛头晕，感冒发烧，浑身冷汗直冒，几天卧床不起；深更半夜，屡屡从噩梦中尖叫而醒。扪心自问，良心发现，痛苦不堪，我已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如果说，第一桩案件还勉强有理由推脱，是公安逼迫干的，那么，第二桩案件就没有多少理由可以卸责了。你坚决不做公安的走狗，陈亚陆绝对不会被逮捕——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将来要清算，会遭报应的。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心焦如焚。想到了“死”，不是自杀，而是被杀。 　　如果直统统地宣布“不干了”，冷酷的公安绝不会因为曾经“有功”心慈手软而赦免，因为你知道的太多，最终会找个小小的由头灭口。这是当特务、做线人再翻悔退出的必然下场，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撤退是铁定的，就是冒死也得撤退。问题是如何不露痕迹地撤退，尽量争取死里逃生。人生走到考验我智慧的关键一步，动员了全部脑细胞快速运转，经过一番苦苦的昼思夜想，终于悟出了道理。 　　我冷静地进行了分析： 　　在第一桩案件中，W姑娘为什么选中我为发展对象？是因为信任我。她为什么信任我？是因为她了解我家庭出身“不好”，了解我的祖父、父亲以及本人的情况。 　　陈亚陆为什么见面几次就将真心话告诉我？是因为他了解了我的家庭出身、本人情况后，认为这个人“可靠”。 　　那么，反过来，如果让所有接触我的人都认为我“不可靠”，甚至怀疑或听说我是公安局的“眼镜”，就没有人向我讲真心话了，我也就“发现”不到“反革命份子”了。 　　这就叫“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对！就这么办，釜底抽薪，先把自己搞臭。 　　真正要“搞臭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不能逢人遍告“我是公安局的眼镜”，那样只会适得其反，暴露了“不想干”的意图，公安知道后仍然不会放过你。只能瞄准某个机会，采用稳妥的、审慎的办法，让透露的消息在暗中传递开来。 　　冥冥之中如有神助，突然遇到一个极好的机会。 　　快过年了，一天下午去岳麓区政府办事，遇到工业书记，区长正叫他打电话调岳印厂会写毛笔字的人来写横幅、标语。工业书记见到我说：“小陈，你来得正好，赶快把标语写了吧。”顶头上司的命令，哪有不服从的，况且是光荣的“政治任务”，轻车熟路，立马动手。 　　光给区政府写横幅标语（此前我已尽过一次义务），不能达到“搞臭自己”的目的。巧就巧在岳麓公安分局管宣传后勤的来了，他正愁没人写标语，便央求我帮帮忙。任务已经很重，我不想答应，一看是公安的，马上满口应承。脑筋一个急转弯：好机会！把我写的字贴到公安局里里外外，不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和警告吗？真是妙不可言。 　　我尽最大努力，奋战通宵，将两个单位的标语、横幅、对联（总数将近100张）写好，在晨曦里乘头班公共汽车回家去睡觉。 　　第三天，路遇易启坤君，他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一字一顿、轻蔑地说：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我默不作声，听候第一场“正义的审判”，这正是我需要的结果。 　　“你的字烧成灰我都认得！” 易启坤君咬牙切齿，恨恨地说。——现在我还记得，当年岳麓公安分局大门口贴着我写的门联，是一联毛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我会看到结果的，我会看到你的下场的！”易启坤君的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眼里射出愤怒的火光，拂袖而走，从此断交。 　　易启坤君是我父亲同事的儿子，比我小四、五岁，高中毕业通不过“政审关”流落社会，自学中医谋生。当年许多青年都学写旧体诗词，他聪慧过人，自成一格。他写的诗词吟诵起来如行云流水，大有唐风宋韵，是截至目前为止我见到所有写旧体诗词的现代人中，写得最好的民间诗人。当年，他经常与我谈诗论文，研讨书法。易君可惜英年早逝，不能向他解释当年我的苦衷，不能让他分享这篇文章了。 　　第二位获悉消息的是何其善君，他的大弟弟与易启坤君同学，因而很快得到消息。何君是我初中同学，音乐怪才，少年时期就能玩十多种乐器，其二胡拉的《二泉映月》等曲子直追瞎子阿炳。他没有与我绝交，而是处处设防，发现有人接近我，便向那人发出警报。何君表面上嘻嘻哈哈，暗中对我深恶痛绝。90年代中期，何君不幸罹患肝癌逝世后，Z君才告诉我，当年有一次我与他一同登上一处六层高楼，凭栏远眺时，他几次想把我推下去，终因胆怯杀人而没有动手。 [注18] 　　“臭味”四处散发，消息不胫而走，扩散得比我想像的要快。 　　我还用“个别交心”的方法进行扩散。 　　那时候，我与小G同住一间房，他比我小几岁，共青团员，转业军人。小G只有初中文化，比较单纯、友善，我俩常常睡前谈心。一天晚上，我将为公安服务的事告诉了他，表示“坚决背叛家庭，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请他多在政治上关心、帮助我，也请他“严格保密”。不久便获悉，消息已扩散到小G哥哥（高中文化）的朋友圈中。 　　“文革”开始后，小G是保皇观点。我在湖南大学看大字报，看到毛泽东给清华附中彭小蒙的信，晚上转告小G，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小G立马180°大转弯，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成为岳麓地区最先造反的“工人阶级”，自封“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穿上军装，带上新结识的漂亮造反女友，威风凛凛地横冲直撞，揪斗走资派。1967年武斗期间，小G对我提供了充分的保护，这是后话。 　　岳印党支部周书记是个“土改根子”，文化较低，说话粗俗，开口闭口“三担牛屎六箢箕”。我便以“追求进步”、“向党交心”的方式告诉了他，希望他暗中在党、团员中扩散，再扩散到群众中去。周书记扩还是扩散了，但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党团员大会上骂道：“陈XX啵，不过是公安局的一条狗！”——周书记是老党员，理应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他这样骂，不是拆公安局的台吗？但他骂的话，几乎代表了所有人的看法。这样，就反证了公安“听党的话”，“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种种说法的荒谬性和虚伪性。 　　消息传来，我又气又急又羞愧，好几晚上没睡着，真想告诉刘股长通过区党委训他一顿。后来想通了：第一，自己本来是公安局的一条狗，人家实事求是，只是说得太形象了，并没说错；第二，扩散消息是你的本意，他这样骂扩散得更快，实际上是帮助你；第三，他以前不知你的底细，是你自己告诉他的，刘股长认真追究起来，可能暴露扩散意图；第四，被别人骂成狗，比当真正的狗“去咬人”，好得多；第五，你是不想做狗，才被别人骂成狗的，今后可以脱离“狗”身份，应该感到欣慰……于是，我转忧为喜，暗暗表扬周书记：骂得好，骂得对，骂得及时！ 　　就这样，“黑角弯里吊颈——自宽自解！”我终于成功地跨出“搞臭自己”这一步。 　　[注15] 壕，原意为“小水沟”，农民借用这个词称“安装在小沟流水里的一种篾制捕鱼工具”，流水可以从“壕”中通过，鱼虾进去后无法逃逸。“鱼过装壕”为长沙方言，意为“鱼群已经随流水过去了，再安装‘壕’捕不到多少鱼”，比喻“最佳时期过去，再做某种事意义不大”，有“不大想干”、“可干可不干”、“勉强干一下试试”等意思。 　　[注16 ] “投名状”类似于名片，但内容比名片丰富。古人拜见某位长官，希望在他那里谋个职位，便写一纸履历交上去，这张纸便叫“投名状”。《水浒传》中林冲、杨志先后上山落草为寇，山大王要考验他们是不是真心背叛朝廷，便要求他们下山去杀一个人将人头献上，先犯下一桩罪表示义无反顾，也称“拿投名状来”。 　　[注17 ] 上世纪末，偶尔获悉陈亚陆逝世的消息，默默志哀，哀其不幸。刑满释放后，他曾在长沙市北区一家民营公司工作。 （13） 两位失学的天才知青 　　敍述是线性的、平面的，事情只能一件件交代；但事物发展是多维的、立体的，许许多多事情同时交叉发生。公安把我安排在岳印前后，还发生、牵涉了两桩案件。 　　1954年，我在“长沙市第十初级中学”（1956年并入师院附中）读初二，结识了读初一的同学李良。当年我们不约而同地迷上了武侠小说，常常交换书籍偷偷阅读。 　　有一次，学校来了公安人员，各班进行突击默字，默写一些简单的常用字。这套鬼把戏在读小学时，大多数同学都经历过，心知肚明是发现了“反动标语”。将这些默写的字按原顺序排列，就是那条“反动标语”的内容。默写的字条交上去后，公安人员通过笔迹鉴别，便可查出作案者。 　　这次，学校还组织各班学生，排队进入男厕所参观，接受教育。我看到，最里面蹲位的间板上写着： 　　“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注19] 　　这次默字后，李良便不见了，将近十年后相遇，李良才告诉我那条标语是他写的。当年对年龄小的学生没处分，只是将他转学到十一中去了。 　　这种档案袋里有“现行”污点的学生，莫说出身“不好”，就是“出身好”，都在特别关照之列。李良家庭出身大地主，他的一位不知隔几代的老祖宗，是曾国藩湘军的一员大将，在与太平军的“三河战役”中全军覆没，牺牲了。后来读历史传记，才知道这员骁将名李续宾。李良的父亲曾接受过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特别考验，蒙着双眼爬上一座高峰，走到一处“万丈深渊”悬崖边，命令“为了党国的利益，往下跳！”跳下去原来是一个事先挖好的沙坑，毫发无损，得到重用；不敢往下跳的，不予录用。他的父亲跳了，后来去了台湾，还是在劳改？不知道，反正没见过。 　　李良的爷爷是中南矿冶学院教授，当年70多岁了，老态龙钟，行动迟缓，由一个保姆服侍。李良可能是爷爷抚养大的，高中毕业后在家自学数学。我在杜家塘小学代课时，他来过学校，到岳印工作后厂房在马路边，来的次数更多了。 　　当时，李良告诉我，只用一年多时间，已学完高等数学全部教材，现在自学“数论”。我问他，那么多题目都做完了？他回答说，许多题目好像原来都见过，一看就明白了，解题速度特快。他独自解答出一个什么猜想，把论文寄到中科院数学所，回信告诉他，答案正确，但已由法国一位数学家在1938年解决了，鼓励他继续努力。当年没有电脑检索，又没有导师，这种重复研究难免。但全凭自学达到那样的高度，没有夙慧，脑子里没有大量数学细胞（即天生切近数学的才能），是无法企及的。我估计，照这样速度学下去，能很快升堂入室，甚至具有解决世界级高难度猜想题的潜能。如果能够沉潜到“改革开放”“尊师重教”的时代（那时人才奇缺），至少像李慰萱（见［注5］）那样，够资格聘用为大学数学教师。 　　然而，遗憾的是，在前景一片渺茫的情况下，李良坐不住了。当他找到我，在师院南院空旷的体育场，发了一大通牢骚，没等他说出“难听的话”，我四周看看，近处无人，便冒着极大的风险，义正词严地警告他：“共产党是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具有染指政权的思想倾向”，“现在特务多如牛毛，任何轻举妄动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声色俱厉严重的警告，可能吓阻了他的某种萌芽思想，此后，他再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了。 　　为挽救这位数学天才，我多次劝说，说得太露骨，以至引起他对我真实身份的怀疑。 　　一次，他说：“在共产党的高压统治下，生产力还是提高了。” 　　我回答：“生产力提高，是好事嘛。”那时我确实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 　　他说：“比如一个气球，往里面打气，胀满后，从气嘴里放出来，所有的分子都朝一个方向运动，形成很大的压力……” 　　我赶忙说：“好呀，大家都做这种分子往一个方向跑，有什么不好呢？”——我希望他顺着共产党，混入芸芸众生，别朝反方向运动。 　　哪知他鼓着眼睛瞪我半天，仿佛辨认一个无法理解的外星人。然后，鼻孔里出冷气，鄙夷不屑地说： 　　“哼！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又有一次，为长期找不到工作，大发牢骚。我介绍他去代课，不愿去，流露出“孤注一掷”的念头。 　　我劝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锲而不舍，可大器晚成。不要小视自己，何苦呢？” 　　他鼻孔里又出冷气：“哼，到时候，一包火柴，便解决问题了。”（吞服火柴头自杀） 　　李良的性格中，缺少点能屈能伸的气概，太多了不屈不挠的倔强，不愿随大流，不大听劝告，不断朝反方向运动，终于酿成了人生悲剧。 　　石惠泽也是比我低一届的同学，中南矿冶学院教授的儿子，聪慧无比，智商极高。他排行第三，兄弟姐妹都说“我们家就看老三的了”。高中毕业后高考因同样的原因落榜。我去过他家一次，他的父亲正蹲在地上清理一堆旧书，每一册发黄的旧书的“书顶口”，[注20] 都写了“君子自重”四个楷体字。他家与李良家相隔一箭之遥，两人是多年的好朋友。在自学的过程中，不知怎么一来，石惠泽不合时宜地迷上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阅读量相当大，许多外国人名、书名，我闻所未闻。听他谈话，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没有我置喙的余地。由于过目不忘，才具甚高，有点目空一切。某次他来杜家塘小学，适逢一位女教师请产假，学校找不到人，我便介绍他代了两个月课。反映是：讲课生动，很受学生欢迎。 　　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毛泽东时代“男子无才，方可保命”。 　　李良那种只适合搞科研的书呆子，如果循序读大学、研究生，进入数学所，肯定能出成果，甚至是大成果；石惠泽如能进入社科院亦然。但他俩生不逢时，社会刻意逼仄失学青年的生存空间，在理想的幻灭中自轻自贱，急于求成，两颗天才的极具希望的未来之星，终于被“扼杀天才、残酷无情的时代黑洞”吞噬了。(待续) 　　[注18] 何其善君的故事，详见《笑泯恩仇》（16）《非分之财》。 　　[注19] 这句“反动标语”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的‘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注20] “书顶口”：书籍被装订的一边叫“书脊”，跟书脊相对的一边叫“书口”，上方叫“书顶口”，下方叫“书底口”。 （14） “李良、石惠泽叛国投敌案” 　　还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泽的同班同学曹辛星，读高中时曾在《诗刊》上发表过两首小诗。他进入左家垅蔬菜公司工作后，很快世俗化，不谈学习，只谈女人。与岳印的一位姑娘谈恋爱闹僵分手后，告诉我“她屁股上某个部位有一块什么样的疤”，说的活灵活现。按说此君应该平平安安，没什么问题，但他命不长。“文革”武斗时，一位曾经有过小嫌隙的邻居把他诱骗上山，掏出手枪一枪把他崩了。他曾跪地磕头求饶，但心狠手辣的邻居没有饶他。又按说此事神不知鬼不觉，这邻居青年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他杀人后回到工厂得意忘形地自言自语：“老子今天干了一件大事！”这句话被一位积极分子听见了，“文革”恢复秩序后追查这位“老子”，“那天干了一件什么大事？”曹辛星命案才水落石出，此君打红叉的名字也就上了布告。—— 冥冥之中，因果报应，自有定数，此处不赘。 　　像李良、石惠泽那样的失学青年，早已纳入街道居委会的监控范围。有天晚上，我去李良家，远远看见一个中年妇女鬼鬼祟祟地趴在他家窗台上偷窥，听到脚步声，慌慌忙忙走进隔壁家，又在门缝里偷窥我。我干脆过门不入，径直前行，仿佛一位过路人。此后，我不敢再去李良家，居委会把我的名字列入常来常往的黑名单，万一李良他们瞒着我干了什么，怎么说得清呢？ 　　我也不能告诉李良有邻居偷窥，他本来就怀疑自己被监视。万一他与邻居扯皮把我顶出来，刘股长那里不好交差。可能是平日我劝告他的话留下太多的想像空间（那时我还没有“搞臭自己”），他也怀疑我。 　　一天，他突然用凶狠的态度“审问”我：“你说，你的工作是怎么搞来的？” 　　其实，这问题并不难回答。一则是突如其来，二则是他态度反常，一下真把我搞懵了，几秒钟没答上来。 　　“好的，我知道了！”他丢下这句话，扭头便走了。 　　过了十天半个月，我在师院新华书店翻书，他进来看见了，邀我“到后面山上去走走”。走走就走走吧，那是座几十米高的无名小山，长满了丈余高的小松树。走到半山坡，见这里远离马路，说话没人听见，便想坐下来再与他谈谈心，劝他回到数学殿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解数学题”。他不同意坐下，催我继续往上爬。又爬了几十步，我实在不想再往上爬了，便说：“爬上去干什么？又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哪知他坚决得很，非爬到顶峰不可，我无可奈何，只好奉陪。 　　爬到顶峰，绝无人迹，团团松树遮蔽了我们，马路上汽车声音都听不见了。 　　“你说，”李良左手撑在一棵松树上，右手放在身后，面对面，目露凶光地审问我，“你的工作是怎么搞来的？” 　　我用平静的声音，按早已考虑好的回答，是我父与区政府一个熟人推荐的，要求字写得好。 　　“撒谎！”他恶狠狠地说，“有人说，是派出所安排的。” 　　“屁话！”我镇静自若，反问他，“派出所凭什么安排我？” 　　接着，我反客为主，问他“你愿不愿意刻钢板？”“如果愿意，我可以分出部分业务，让你在家里干，每月保证收入30元。”我知道他干不了，字写得并不差，但由于深度近视，不耐烦写密密麻麻的小字，习惯于龙飞凤舞画大字。 　　他像泄了气的皮球，脸上的剑拔弩张不见了，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接着，他从身后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说：“今天你如果还像那天一样回答不出来，我就宰了你。” 　　我处变不惊，责怪他说：“那天你那么凶，吓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又笑眯眯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下山与他分手后，我的心倒蹦蹦地跳起来，好险！要不是镇静自若，后果不堪设想。此前，除了第一次公安把我抓到派出所，审问我的同学、朋友，报了他的名字外，从来没有将他的言论汇过报。相反，总是劝他和打消他某些想法的萌芽，他倒恩将仇报……为保护数学天才，避免麻烦，这一次，我又隐忍了，没有上报，只是提高了警惕，懂得了“当线人有可能被激怒的对象干掉”。 　　“搞臭自己”后，我只严密注视公安方面的动静，根本没提防来自群众一方的惩罚，之所以多次大难不死，只能归结于“命大”。实际上，特务机关对线人的生命安全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万一被害，能破案当然也会忙一阵子。抓不到凶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绝不会公布被害的真实原因，绝对没有“抚恤金”。因此，在这里我向年轻人提出忠告，千万不要贪图一点点小钱为专制集团卖命。 ——在加拿大满地可监控、跟踪、加害过我的华人青年，打过照面的约有二、三十位。 　　不久，感到希望破灭，走投无路的李良和石惠泽，暗中策划“逃苏”，到苏联去组织“马列主义新政党”。我猜想，一定是石惠泽的鬼点子。因为李良对社会科学一窍不通，而石惠泽读了许多马列的书。 　　实际上，此路不通！一方面，边防卡得紧，如果没当地人接应，外地口音的人离边境上百里便会被盘查，逮捕。 　　另外，苏联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克格勃头头出身，目光短浅，不懂政治，不知道利用逃苏的人组成中共党的反对派，除了让逃苏的人做苦工，就是把其中一些合适的人训练成特务，然后派回中国搞情报，搞破坏。而那些派回国的“苏修特务”，没有一个能够长期潜伏下来，都是不久便落入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 [注21] ——与共产专制国家把人当作工具不同，纽约自由女神雕像下的短诗欢迎世界各地的“垃圾”，实际上是各路精英汇聚美国，把国家建设得富强繁荣。 　　李良、石惠泽策划“逃苏”始于何时，我不知道。快动身了，李良来找我借钱。问他借多少？他说出一个我无力承担的大数。说实话，他没有工作，不能指望他还钱，一下借去我半年的工资，哪有可能呢？只好沉吟不语，待他知趣，慢慢递减。 　　哪知他迫不及待地把“逃苏”的事告诉了我，希望看在“重大决策”的份上，支援他一把。这下更不能借了，借钱给你“逃苏”，事发后，即使我不是公安的线人，也会受到惩罚。以现在这种身份，重犯“知情不报”罪，进一步“支援反革命”，那就别想活了…… 　　我面露愠色，断然拒绝。李良木然，不知怎么惹怒了我，红着脸，讪讪地走了。 　　我知道，固执的他，已无力挽回，不能再拖延了，担心另一条监控渠道先我而报，于是，当晚就将汇报投入邮筒。 　　由于经济困难，出发前，李良还是跑到厂里来向我借钱。这次知趣了，只请我支援，不提数字，不论多少。我已请示过刘股长，“借”给他15元人民币。 　　什么时间走的？怎样抓的？我不知道。后来，刘股长说：“李良晓得你为我们工作，说我们采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是自我辩护振振有词，或者是遇到了比较开明的法官，判处较轻。我是35年后从杨小凯遗著《牛鬼蛇神录》《向土匪》一章获悉李良的资讯的。这一章从侧面对他进行了一些生动的描写。书中说李良是大学生，传闻失实；又说他是逃往香港被捕的。不知李良是否在我面前用“逃苏”（往北）来掩盖他们南下的意图？ 　　“文革”初始，中共中央颁布的《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劳动教养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不准参加串联……不知什么鬼使神差，因缘际会，李良、石惠泽竟在汹涌澎湃的“文革”大潮中组建长桥农场劳教人员的造反组织“长沙青年”，担任什么“副司令”、“政治部主任”。1968年长沙军管会打击造反派，第一批枪决数十名“罪犯”的打头第一个就是“长沙青年”司令夏菊初。 　　1970年初，毛泽东亲自批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一打三反”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当局动用“国家机器”（军队和公、检、法），在全国范围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大批量集中处决潜在的政治对手，于是，石惠泽、李良就难逃一劫，只能饮恨千古了。 　　布告上公布石惠泽、李良的“罪状”是“文革”中“造反”、“私设公堂”种种，但毕竟“逃苏”是起因，“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无可推诿。虽然罪恶的子弹打在他们的胸脯上，但击中的却是我的灵魂，等同身受，痛苦终生，永无宁日。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无论怎样忏悔，都无法赎愆。从此，“惟将终夜长开眼”，“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良只追究我告密的事，根本不理会我多次劝告、爱护他的一片苦心。1967年夏，武斗前夕，保守派“高司” （高教司令部）和“公、检、法”一夜跑得精光，河西变成一座“空城”，呈现出一种暴风雨前的异样宁静。罪孽深重的我，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呆在岳麓印刷厂，只有潜入河东市区，采用“灯下黑”计 [注22] 混迹于造反派的人海，或可逃过一劫。当时已“封江”，湘江各渡口均有造反派的重兵武装把守，整个江面无一船只通行。于是，绕道从上游靳江河渡口，汇集几个必须东渡的人一起花重金买舟，强行渡河。尚未靠岸，雨点般的子弹便落在船舷两边。接着，一队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从小山上冲下来，命令我们高举双手上岸，押进司令部进行甄别。我提供“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部的电话号码，司令小G接到电话后，立即说“是我们的人，不是高司的密探”。第二天上午，小G亲自开车来把我接走，对我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当晚在长沙市中心的商业局、轻工局二楼（五一广场西北角）“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部打地铺。当时并不知道“长沙青年” 司令部设在同一栋楼的五层，也不知道李良、石惠泽在这个司令部。傍晚G司令叫我同去马坡岭抢枪，如果我去了，就会劈面碰到他们，真是惊险万分，命悬一念。当造反派渡过湘江打到河西时，李良亲自带一队人去岳印抓捕我，并留人守候一个多月，始终不见我的踪影。那时，稍有一点差池，我便一命呜呼了。冥冥之中，没有神灵护佑，能活到今天吗？(待续) 　　[注21] 政治家列宁“输出革命”，派出顾问、用大量卢布帮助建成的中国共产党，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政治家史达林继续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中共，指挥中共提前挑起日本侵华，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解除了二战中苏联东部的后顾之忧。无论列宁和史达林为中共用了多少卢布，都是值得的。60年代逃苏的人上十万，却没有出现与中共同名的反对党。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政治素质，相比列宁、史达林有天壤之别。 　　[注22] “灯下黑”计：古代夜晚用油灯或蜡烛照明，灯台下有一圈黑影。此计意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容易藏身，最安全。 （15） “玉壶吟社”案 　　1954年中共颁布第一部《宪法》以及后来多次修改，白纸黑字都印着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但“宪法”是为共产党、毛泽东装点门面、蒙哄国际舆论而制订的，不是用于治国的。因此，它的许多条款只是从西方宪法中抄袭过来，根本没有打算兑现，直至目前，仍不肯兑现。 　　在一党专制下，人民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党”特别关照那些处于生命活跃期、“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不允许他们广泛交友，不允许经常聚会，不允许民间自由结社……如果违反，不惜动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玉壶吟社”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60 年代初，我母亲在银盆小学教书，妹妹高考落榜后，与母亲住在一起。有一段时期，妹妹忽然爱好起书法来，于是，某些星期天，我便去母亲学校，和妹妹一起在教室里习字，临摹碑帖。住在附近的高考落榜生Lz君来学校玩，见我们兄妹泼墨挥毫，爱好此道的他也参与进来，就这样熟识了。 　　Lz君也是学文的，古典文学基础深厚，旧体诗词做得很好，我们一见如故。他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两位好友Ly君、Yj君介绍给我。那时，我还没有“搞臭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认识的人越少越好。 　　Ly 君住河东某设计院，家境甚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素雅的小书斋兼卧室。他爱美，墙上挂着两帧古装仕女图，桌上摆着一尊造型优美、色彩鲜艳的仙女瓷雕。他研习陆羽的《茶经》，讲究品茗。此君“诗憨”得可爱，每天晚上，焚檀香一柱，煨珍茗一壶，展开线装古本唐诗宋词（古旧书店可买到），在虚拟的美人环侍中，想像着红袖添香，一边公子哥儿似的品茗，一边挑灯夜课，很是惬意，潇洒。 　　有一次，我们四人在银盆聚谈未尽兴，乘小火轮去河东，约有半小时航程。 Lz君和Ly君在轮船上讨论某句古诗时，忘乎所以，声音越来越高。我发现人丛中有一双眼睛盯着，仔细一看，原来是打过交道的小公安便衣。他是跟踪而来，还是偶尔相遇？不得而知。我没有与他打招呼（公安规定路遇不打招呼），但立即意识到，应该将这三位新朋友告诉刘股长，于是，星期天便专程到了刘股长家。 　　刘股长关心的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态度。 　　我说：“这三人非常单纯，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一心扑在古典诗词上，都是诗迷。” 　　“他们对毛主席诗词有什么评价？”刘股长问。 　　“没有听说过，大概都能背诵。”那时候，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我背诵如流。 　　刘股长指示：“密切注视，发现苗头立即报告。你交朋友我们不限制，越多越好，即使这几个人没问题，通过他们搭桥，再认识其他人，就可能发现敌情了。” 　　刘股长的话，使我悟到，应该息交绝游，认识人越少越好。同时使我悟到，线人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协助公安对社会上的部分人进行一次筛选，“有问题的人”尽入公安囊中，剩下的基本“不敢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不花什么本钱收益很大的买卖，公安必定做了很多。因此，每个城市一定有相当数量的线人。 　　四人在一起学古人拈韵做诗，联句，我认为那些诗纯粹是一些风花雪月的应景之作，没有意思。但Ly君觉得很好玩，应该成立一个诗社，将每次做的诗记录下来，今后可以看到自己进步的足迹。 　　后来谈到毛诗。他们认为毛诗很有气魄，也可入流，但韵律不够严谨，遣词造句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Lz君学书怀素狂草，也摹仿“老胖”的草体字，发现“老胖”书写的条幅，其中有漏字、错字。——纯粹是一些技术上的“不敬”。 　　“老胖”是谁？原来他们谈论毛诗，担心别人听去不好，随意给毛泽东起了代号。Lz君用的是“老胖”，因为毛比较胖；Ly君用的是“老屁”，因为毛词中有一句“不须放屁”。当然，平日也有一些家常牢骚话，但与“恶攻”、“反革命言论”差得远。 　　更糟糕的是，在Ly君的力主下，诗社终于成立了。因为他酷爱品茗，有一把精致、漂亮的釉下彩高档茶壶，上面绘制的是一位含情脉脉的古妆仕女。那是他的宝贝，取名“玉壶”。每天抱着玉壶吟诗，故命名为“玉壶吟社”。 　　那时候，我经常去刘股长家，与他的老母，一位慈祥的老妈妈关系融洽。星期天在他家午餐时，将“玉壶吟社”向刘股长汇报了。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小型民间结社，刘股长皱着眉头思考了半天，拿不定主意。他说：“你先写个材料吧。” 　　吃过饭，我便在餐桌上将汇报材料写好。刘股长将材料送交市局后，引起市局高度重视，共产党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不经过他们批准的民间结社。大概当时案件数量不够，市局破案凑数心切（共产党什么事都预先下达指标，我猜想破案也是有指标的），竟当作“反革命”案件批准逮捕了。 　　三位青年当然知道自己无罪，不是什么“反革命”组织。因为使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家长通过某种过硬关系告到省、市高层，批示下来，予以平反。详情我不知，只听刘股长埋怨说：“是吧，我当初就说了，这个案子不成熟，霸蛮要搞！” 　　这样一来，便把我的身份暴露了。后来，“文革”期间，Lz君和Ly君带几个造反派把我劫持到蔡爱卿将军（抓到军区受批判去了）废弃的公馆，逼我写材料，供他们彻底平反。趁他们去吃午餐，我翻墙逃出来，一口气跑到河边，躺在河堤青草斜坡上，仰望蓝天白云，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写，还是不写呢？ 　　那时正是武斗高潮，“公、检、法”已经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一方面，人民感到欢欣鼓舞，政治高压暂时解除；另一方面，有些人头脑发昏，仿佛共产党已经垮台，可以为所欲为了，迫不及待地竖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佩带抢来的枪支，横冲直撞，参与武斗，寻仇报复。像我这种“公安局的眼镜”，首当其冲。许多人被打残，打死，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就记述了一桩被报复者挖掉一只眼睛的惨案。我不是说，这些人被打死、打残，不应该，他们遭受报应，也许是罪有应得。但我认为应该在法制的轨道上（当然不是共产党的法制，共产党认为这些人没罪）公开审判，进行定罪。否则，就可能发生私人挟嫌报复，第（14）节附带说的“曹辛星命案”，便是明证。 　　仰望蓝天白云时，我突然问自己：这一片蓝天属于谁？——问题便有了答案。 　　这一片蓝天仍然属于共产党，“钢铁长城”（军队）护卫着，天，还没有变。——于是，答案出来了：暂时还不能写。 　　我翻身爬起来，考虑大西门轮渡码头有造反派守候，便从灵官渡码头乘木筏子过河，避开人群走小路，步行到荣湾镇刘股长家。刘股长一见我便说“小陈，赶快下乡去避避风头。”当时已停发工资，我身无分文。刘股长马上将身上仅有的15元钱掏出来，叫我写了一张领条。我连夜下乡，在朋友家躲过了武斗高潮。 　　算起来，我在中共统治下生活52年多，至少有十来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为什么大难不死，贻有神护？原来确实是神不让我死，要留着我“沉冤伸”——将“沉冤”“伸雪”出来！ 　　“陈沅森”（chényuánsēn）与“沉冤伸”（chényuāanshēn）谐音，“伸”字多一个“h”，南方人说国语，大多分不清“卷舌”“不卷舌”。 　　六十七年前诞生之初，冥冥之中，我父按照神的意旨，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我写了一部《佛怀煽仇录》，揭露中共“土改”真相，为200 多万枉死的地主，伸雪了沉冤！ 　　今天又写了这篇六万言左右的忏悔文字，为1000万至2000万冤死的“反革命”，伸雪沉冤！

（6） 第一桩“反革命”案件 　　公安追查的“Z书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W姑娘把Z君和我，定为这个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号一栋老式木结构两层楼房的楼上，距离Ｚ君工作的印刷厂很近。某天在她家聚会，便特地邀请Z君参加，介绍与那几位青年认识。几个幼稚、莽撞、对“群众专政”天罗地网毫不知情的年轻人，全然不顾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否在偷听，便大发议论，大放厥词，抨击时政。 　　Z君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开始到快结束时，一直坐着听。最后，禁不住W姑娘一再怂恿，勉强讲了几句，一伙人竟鼓掌欢呼：“Z书记作总结报告。” 　　公安接到密报，一听“书记”都有了，这还了得，肯定是条大鱼！于是，顺藤摸瓜，发现我与“Z书记”过从甚密，经过跟踪确认，调查研究，便率先突破我这个“一江之隔”的“薄弱环节”。如果我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个案子便十拿九稳了；如果我不怕死，不合作，立即秘密逮捕，关押起来，再寻找另外的“薄弱环节”，待破案后一并处理。那年头，政府“密捕”一个人，可以随便藉个由头，或者散布一些谣言，绝对不会引起这个正在筹建中的组织震动。 　　我承认，当年我的确“怕死”。20出头不多，人生刚刚起步，对“美好的未来无限憧憬”，哪里会想到遥远的“死”呢？ 　　对我的人生来说，真是一场大不幸！向公安投降后，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线人（又称“眼线”，长沙话叫做“公安局的眼镜”），成为极权统治的帮凶，双手粘满了人民的鲜血，引起良心责备，终身痛苦和悔恨。成为线人后的“副产品”是，深入了虎穴，得到了许多中共滥杀无辜的秘密资讯。 　　人的命运不是 “个人奋斗”所能左右的，天意如此，神的安排，个人无力抗拒。惟有在这种安排中，顺时应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补偿。历尽沧桑，九死一生，终于熬到今天，再不说出来就有可能把这些秘密带到火葬场去。因此，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将中共隐瞒了半个世纪的杀人秘辛公之于众。——即杨小凯先生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所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的、长达数十年的、黑暗中的持续大屠杀。 　　接下来就进入了“破案” 程序。按照公安的部署，我频频与W姑娘见面，很快，她把一号头目W君、二号头目S君的计划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有一次，W姑娘遇到Z君笑着说：“陈沅森原来是个木脑壳，敲都敲不醒，这一向觉悟了，积极多了。”——W姑娘这句话证实了当年我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她用些什么语言“敲”我，“敲”了多少次？没有一点印象。 　　说实话，开始干“秘密工作”，“新鲜感”特强，很刺激，很积极。而且，有一种幸运感，搭帮在河西工作，公安才选中我，挽救了我，否则，这辈子就完了。古往今来，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潜伏着一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强烈愿望，都希望被主流社会接纳，赞赏。年轻的我，毫不例外。每次与公安见面，受到表扬鼓励后，心里都产生一种激动和感谢，立志把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献给党算了，为建成社会主义这座大厦添砖加瓦，感到无尚光荣！ 　　为了把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培养成特务统治的线人和工具，中共不择手段地进行洗脑。在毛泽东时代，“出卖”一词被“汇报思想”、“向党交心”和“检举揭发”等党文化中的“褒义词”代替了。“出卖”，不再局限于人际间的恩怨情仇，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谴责，反而被官方推崇为“高尚的革命情操”、“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考验立场坚定与否”和“对党忠不忠诚的标准”；是生存和获得认同、赞赏的机会，是靠拢组织、争取进步的跳板，是自我感觉融入主流社会的渠道；上楼去梯，落井下石，栽赃诬告，阴谋构陷，互相撕咬，反目成仇，置他人于死地以求自保……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舞台上，成千万上亿桩出卖，演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恶劣、最丑陋的成千万上亿出人间悲剧，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 　　W姑娘安排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一号头目W君与我见了面。暑假期间，W君特地到河西我家走访了一趟。我与父亲商量后他去走亲戚回避了。我准备了较好的饭菜（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能留客就餐就是最大的人情，饭菜无法做得丰盛），与W君作竟日谈。 　　高考落榜的W君来自农村，见解独特，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历数中共罪恶，几乎把我惊呆了。不知他从哪里搜集来那么多资讯和资料，对大跃进后各地饿死人的情况很清楚。许多从前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他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那个年代资讯闭塞，对中共的认识哪有现在这样清晰？当年W君看得那样深远，完全可以称得上先知先觉。说实话，我就是从他对中共的分析中，开始有所觉醒的。但是，我尽量压抑自己，绝对不能苟同“反动言论”，要站稳立场跟党走。 　　W 君颇具领袖气质，号召和鼓动能力很强，确实是个优秀人才。但想到他“反党”，又恨他，这样的人“不优秀”罢了，一“优秀”反而对社会主义不利。有时也产生恻隐之心，想到他不久将要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心中充满了负罪感。总之，心情矛盾得很，一时站在正面，一时又站到了反面。还设想，将真相告诉他，让他们马上偃旗息鼓。但再一想，无济于事，照样会遭到逮捕，并连同我一起判刑，我还可能比他们判得重些。有时又责駡自己，太自私，太卑鄙，但随即又原谅了自己，即使我不当这个卑鄙角色，公安也会胁迫另一个“薄弱环节”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W君他们覆灭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后来又与第二号头目S君在市内一家餐厅见了面。见面的气氛十分神秘，在约定的时间大家从不同方向走到同一餐桌坐下后，由W姑娘点头确认“这是个可靠的人”，才开始谈话。 S君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与他见面的时间很短，谈话不多，印象不深。想到他不久即将失去深造的机会，不能取得大学毕业文凭，感到非常惋惜。30多年后，偶尔听到他的名字，在一家工厂做木模工。 　　不幸的是，这一切全在公安的严密监控之中。预约见面的时间、地点，至少是一周前商定的。每次会面的当天晚上，我都要写好汇报材料投入邮筒。不知邮局对寄给公安的平信有没有快递规定？我发现公安能很快收到我的信，没有一次失误。因此，一周之后，再与这些青年会面时，我深信，必定有公安在某个隐蔽的角落监控，甚至窃听。见面谈话时我从不左顾右盼，避免分散注意力，以免引起双方（指公安和“搞组织”的青年）怀疑。有一次，我们从原新安巷45号下楼，在门前告别时，我发现一位见过面的公安便衣站在五步远的地方，背对着我们抽烟，显然，他在张着耳朵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警惕性不高的人，哪能发现这个外貌普普通通的人是公安便衣呢？ 　　与公安打交道，实质上是与“老虎”打交道，一定得小心谨慎，绝对不能耍小聪明，阳奉阴违。第一，不能说谎，既不能隐瞒包庇，也不要添枝加叶，如实地汇报。公安规定汇报材料中只敍述过程，记录每人的原话，不添加任何评论和个人意见，以免影响他们的分析。第二，强制自己高度保密，即使在最要好的朋友Z君面前，也不露半点口风。否则，既不能自保，也不能保护他。 　　由于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所以直至结案，公安综合对每一成员的审讯，没有发现我的汇报有任何虚假失实之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虽然同情W姑娘、W君和S君等人，但当年我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不但不能怪我，还连累了我。对于Z君，则一定得设法拉一把，并非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而是他和我一样，确实没有搞“反革命”组织的初衷。 　　于是，当案情发展到一定深度时，就出现下面几句至关重要的对话。 　　我趁天雨，深夜与他在小街上步行时（室内担心窃听）对他说： 　　“W姑娘已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你怎么办？” 　　“你参加吗？”Z君反问我。 　　“你别管我，各人对自己负责。”我回答。 　　“怎么各顾各呢？要加入，一起加入嘛。”Z君大惑不解，还在“重友情”。 　　“当然只能各顾各，这是要杀头坐牢的呀！”我提醒他。 　　胆小的Z君震撼了，沉默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我不参加！” 　　“对啦！”听到这句我需要的话，情不自禁地跺脚称赞他。 　　这里一共七句对话，在当晚的汇报材料上，删繁就简，只出现第一句和第六句。有了“我不参加”这四个字铺底，就足以使当初公安误认的“Z书记”得到解脱。果然，破案后Z君只关押一个多月，就无罪释放。——公安当然不会完全相信我的汇报，须从当事人的口供印证，也需要所有涉案人员相互印证；再者，“Z书记”曾作过“一次总结报告”，还得“榨一榨”，如确实没问题，最后还要“教育教育”。 　　提醒Z君的做法是冒犯公安的，风险很大。公安要求线人尽量把对象的话引诱出来，怎么可以通过提示让他缩回去呢？因此，这种“不忠于职守”的小把戏，不可多玩，在整个案件中，仅此一次。 　　若干年后，Z君辗转听到我曾经当过公安局的“眼镜”，欲与我断交，我让他回忆当年的上述对话。由于在狱中多次抗辩，“我不参加”已深深植入Z君的脑海，我引导他的话已经忘记了。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我说，这是个好机会，我俩赶快参加，将来会拜相封侯，你参不参加？”——Z君这才回忆起“我不参加”既是他当年的真实心态，也是我引导的结果。 （7）“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 　　公安破案大多在“五?一劳动节”、“十 ?一国庆日”或新年的前一、两天。大约是9月29或30日，这个“反革命组织”就“收网”了。这个组是否命名？是否正式宣布成立？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抓捕了多少人？是否有纲领性文件？搜查到了多少证据？还有没有别的“薄弱环节”？W君、S君各判刑多少年？……我不敢过问，至今都不知道。 　　说到证据，当年“以言治罪”，“反革命”案件的证据非常简单，只要有人举报你说过共产党、毛泽东的“坏话”，“恶攻”（恶毒攻击）罪名就成立。无论有无文字凭据，也无须举报人出庭作证，就可判刑。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L公安不小心透露了一个绝密资讯。 　　破案一、两个月之后，某次见到L公安，他兴奋地告诉我：“案子已经结了，都判下来了。”从他脸上的喜色我领悟到，破案这样干净利索，他们受到了上级的表彰。与公安打交道的潜规则是少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问得越少越好，甚至不问最好。因此，我没有问“W君判几年？”“S君判几年？”……但我随口问了一句：“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兴奋中的L公安敞口而出：“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话一出口，他便知道失言了，想掩饰已来不及，我赶忙把话题岔开，装着听了不在乎的样子。 　　暗地里，我大吃一惊！我问“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很自然，因为当年我和广大群众以为所有的“反革命”案件，都要“昭告天下，以儆效尤”；战斗在一线的L公安回答“怎么都出布告？”也很自然，因为破获“这么多！”“反革命”案件不出布告，已成定规，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这是我第一次获悉“反革命”案件“这么多！”。 　　L 公安这一“说漏了嘴”非同小可。因为专制政权封锁消息，当年大家只知道发生了几桩零星的“反革命”案件，逢年过节也可以看到几张“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的布告，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多！” 2003年读到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中“多如牛毛”四个字，我立即联想起L公安说的“这么多！”三个字加一个惊叹号。相隔40年的两种说法相互印证，都是可靠的。[注10] 　　“反革命”案件“这么多！”，证明中共已民心丧尽，丧失了继续执政的道义性；法院判决的案件不出布告，说明法律的虚伪性和执法的非正义性。在这种无声无息“政府行为”的掩盖下，从1951年到1997年到底破获了多少“反革命集团”？判处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杀戮了多少“反革命”？我想中共内部，乃至高层，恐怕都是“一团漆”。他们不用统计，也不需要统计，按照一位公安说法是：“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当然，以上思考和分析都是后来才得到的。 　　破案后不久，我接到通知，X月X日中午 12时去火宫殿二楼小餐厅。我按时到达，一位小公安先我而来，原来是首长请吃饭。稍等了一会，由Y副局长（胖子）带队，所有与我见过面的公安都来了，一一热情握手。那次到学校来抓捕我的“黄黑色国字型脸膛”也来了，满脸笑容，握手特别有力。Y局长仍然是那么大喇喇的，一屁股坐了首席，然后把我拉在他的身边坐下…… 　　席间，Y局长表扬道：与党和政府密切配合，为社会主义事业，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立了新功，非常光荣。临了，Y局长示意，小公安递过来一个信封，我没接，他放在我面前，说： 　　“这是给你的奖金。” 　　我摇摇头说：“这个不能要，我有一份工资，不能拿另外的钱。”[注11]‵ 　　公安们便七嘴八舌劝：“过河钱，河过钱，花了不少。”“还有买信封、邮票的钱。”“辛苦了，跑了许多路，收下吧”…… 　　我推辞再三，诚恳地回答：“不是为了钱，为社会主义事业作点贡献，是应该的。” 　　见我拒绝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Y局长微笑着注视我，点点头，轻言细语地慢说：“收下吧，别嫌少。” 　　首长开了口，再不收下，便有“过分矫情”之嫌。Y局长语轻言慢，内涵丰富；眼神深不可测，令人敬畏。为了表示“听党的话”，我身不由己地伸出手，把信封抓在手里。 　　乘小火轮过渡时，从信封里抽出来数了数，6张5元的崭新钞票，便有些生气。父亲的一位“右派”朋友倪老先生，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曾拿来一些小册子，其中有一本介绍耶稣的生平，我读了，很受感动。耶稣是被犹大出卖的，正是30个银圆。今天，公安奖我30元（当年相当于一个青工一个月的工资），不是具有讽刺意味吗？少一元、多一元都可以，万万不能接受这“出卖朋友的30元”。 　　怎么办？ 　　我有一个习惯，遇到问题喜欢躺下来独自思考，求得解答。一是半夜醒来时深思，一是躺在青草坪上仰望蓝天白云凝想。深更半夜，一觉醒来，万籁俱寂，没有干扰，此时扪心自问，便可良心发现；风和日丽的日子，独自躺在青草坪上，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仰望蓝天，深邃莫测，白云苍狗，变幻无穷，容易理清头绪，求得最佳解答。 　　当时天气很好，我便不忙着回家，漫步到离渡口较远的堤岸，躺在青草斜坡上凝思，想把这些钞票撕得粉碎，扔进水里……忽然记起曾拾过一张5元钱，拾到时心中一阵窃喜，过后又想，丢了钱的人好心痛……钞票是没有罪的，何不把这些钱一张张扔到湘江里，漂流到远方，让偶尔拾到的渔翁、妇人、孩子高兴高兴呢……对！就这么办，这叫做“制造快乐”。 　　于是，我翻身坐起来，把一张张钞票搓成团，扔进流水，目送它们漂着，漂着，有的沉入水里，有的一直漂到看不见…… 　　制造了六桩快乐，自己的心境也平和了，才慢慢起身回家。 　　[注10] 杨小凯判刑十年在岳阳建新农场劳改，与众多“牛鬼蛇神”厮混在一起，获得的资讯是可靠的。见杨小凯遗著《牛鬼蛇神录》。 　　[注11] 当年规定，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能拿另一个单位的钱，否则便是投机倒把。见我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笑泯恩仇》（14）（15）《夜战“打击办”》上、下两章 （8） 第二桩“反革命”案件 　　破案后，我心情复杂，愁眉不展，常常半夜三更被噩梦惊醒，心惊肉跳，不得安宁！脑子里像打仗一样翻滚，矛盾重重，左冲右突，总是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提示： 　　为社会主义事业作了贡献，应该感到光荣、高兴！ V 别捏着鼻子哄自己，不过是出卖朋友，出卖灵魂！ 　　党和政府挽救了你，应该听党的话，跟政府走。V W君对共产党、毛泽东的分析，是客观正确、符合事实的。 　　不能被“反动言论”迷惑了，绝对不能同流合污。V 朋友们都抓起来了，自己却去赴宴领赏，这是人干的事吗？ 　　L 公安说“这么多！”，真理似乎在多数人一边。V 不要让思想成为脱缰野马，那是非常危险的…… 　　首长请吃饭后不久，接到通知，X月X日下午2时到毛家桥XX号二楼XX号房间谈话。——心想，公安事真多，又是什么事找我呢？猜不透。猜不透就不去想，管它三七二十一，浑浑噩噩，届时去了便会知道。 　　通知就是命令，只能准时到达。毛家桥在南郊火葬场下面，到了那里，看到大门口挂的牌子是“郊区公安分局”。上楼后找到房号，轻轻敲门，一位30岁左右、衣着整洁、眉英目俊的年轻公安便衣，开门热情接待。面对面握手时，我发现他目光诚挚，微笑亲切。 　　室内只有他一人。他客气地请我坐下，泡了两杯香片浓茶，递给我一杯，然后坐下来与我促膝谈心。 　　首先进行表扬：“听市局同志介绍，这次破案有功。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表现不错。”但他随即说明，“我们这些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功劳再大，也只能当无名英雄。” 　　他自我介绍：姓刘名正文，是郊区公安分局政保股的。他说：“今后你直接与我联系，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他让我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 　　至此，我明白了：原来与我联系的公安都是市局的，我住郊区所属岳麓地区，现在把“隶属关系”转到郊区来，便于继续控制、利用。——难怪刘公安笑眯眯的，原来笑里藏着…… 　　见我比较拘谨，刘公安说：“我只比你大几岁，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友谊与合作是长期的。” 　　第一桩案件破获后，我曾天真幼稚地想，可以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了。但随后知道“不可能”，请吃饭、发奖金，都是先兆，今天谜底终于揭开，要长期为公安服务。——怎么办？没有办法，暂时只能服从。 　　刘公安继续说：“我们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一直干到老，干到退休，到那时回忆我们今天见面，就会感到骄傲和光荣。”刘公安与众公安不同，深谋远虑，喜欢从长计议。我心想，你是国家干部，到时候可以享受退休；我这个可怜的代课教师，到哪里去退休？——刚想到这里，刘公安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说： 　　“关于你的工作，我们研究后，安排在岳麓印刷厂。你的字写得漂亮，暂时去刻钢板，[注12]拿计件工资。我问了一下，那个车间去年人均月工资60多元，比我这个小干部高多了，你的意见怎样？” 　　岳麓印刷厂是区属企业，没有一定关系还进不了，代课已经代烦了，不去咋办？安排了不服从，行吗？ 　　我只能点点头，表示同意。 　　刘公安将一张“岳麓区工业办劳动人事调配单”递给我，一边说：“这是临时安排，今后还有考虑。你自己看中了哪个单位，只要不是党、团员的机要职务，跟我说一声，都可以安排。国营的也行，工资级别、转正等问题，我们说了算！” 　　口气真大，给我吃的“定心丸”，也很“甜”。我想，他不是吹牛，完全可以办得到。但被公安捆得越紧，自己的自由度就越小，就得一辈子为他们服务。——他姑妄言之，我只能姑妄听之。 　　后来得知，这位单线联系的新顶头上司，是郊区公安分局政保股副股长。 　　就这样，我成了岳麓印刷厂（简称“岳印”）刻钢板的工人，住车间楼上集体职工房。 　　上班不到半个月，就遇到了一位“反革命”。 　　那是个周末晚上，几名职工在下象棋，我路过时“技痒”，观战一阵，见水准低劣正想走开，一位瘦高个青年进厂来，职工纷纷说“陈亚陆来了，我们不是对手，不下了”，便一哄而散（实际是躲避肺结核病人）。这青年见我站在一旁微笑，便挑战说：“来，我俩战一盘。”我谦虚地说：“恐怕不是你的对手。”他寻觅棋友心切，大喇喇地说：“来，来，来，不要怕，输了不过一盘棋嘛。”——颇有一点《水浒传》里“林冲棒打洪教头”中那位洪教头的架势。 　　我慢吞吞地就座，不敢轻敌，抖出浑身解数，一连大败他三盘。他满脸尴尬，一边讪讪地说“厉害，厉害”，一边出门回家去了。 　　陈亚陆读高中时因肺结核休学，几年来一直没痊愈，现在是个刻钢板的个体户，住在贴隔壁。一位青工说：“他常常吹嘘，岳麓印刷厂没对手，你来了，跟我们出了一口气。” 　　高考落榜后我流览过两本棋谱，水准稍高于一般民间棋手，但仅仅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本事并不过硬。 　　陈亚陆棋瘾很大，过两天看见我，邀到他家夜战，我心不在焉，三战二负。于是，他松了一口气，摇摇头说：“那天你连赢三盘，吓我一跳，今天看来，水准也不过如此。” 　　两人相对大笑。 　　由于命运、年龄、文化、棋艺旗鼓相当，一来二往，就混熟了。 　　一天晚上在他家下完棋，他突然问我： 　　“世界上，做什么生意最赚钱？”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做生意的事，便照实回答。 　　“按照秦始皇生父的说法，”陈亚陆说，“生意不同，赚钱的数量级便不同；选中了某种生意，赚的钱就会成倍增长。” 　　“书生意气，纸上谈兵。”我当然知道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不以为然地说。 　　“做粮食生意能赚多少呢？”陈亚陆全然不顾我的反感，像是自言自语。 　　“可赚十倍。”我应声而答。 　　“做珠宝生意能赚多少呢？”陈亚陆又问。 　　“可赚百倍。” 　　话音刚落，两人抚掌大笑，原来这是战国末年吕不韦故事中的对话。[注13]笑毕，陈亚陆说： 　　“我想做国家生意。” 　　当时象棋还摆在桌上，我便随口答道： 　　“那我就做你的马前卒吧。” 　　陈亚陆听了，非常高兴，正色道： 　　“好，一言为定！这是一本万利、无本万利的大事。” 　　我见他“来真格的”，担心他误入歧途，便隐晦地劝道：“吕不韦不是没付本钱，最后付出了最大的本钱啊！” 　　“不怕，”陈亚陆说，“不成功，便成仁。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回事。” 　　接着，便对现实大肆鞭挞…… 　　陈亚陆已经明说，他想“做国家生意” ——搞“反革命”组织。一个“痨病壳子”，哪有身体担当那样的重任？但他不自量力，使我陷入两难境地——向刘股长汇报还是不汇报呢？ 　　真应了L公安的话，“反革命”“这么多！”出门走错了路，碰的都是“反革命”。 　　那时，我已知道自己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中，如果不汇报，万一密报先到刘股长那里，就糟了；如果汇报，又一桩“反革命”案件浮出水面，不知要连累多少人！ 　　压了两天，犹豫不决，很是焦急。第三天，我去二楼排字车间找一个铅字，C老师傅对我说：“你天天晚上在陈亚陆家下棋，他有严重的肺结核，知道不？”（我父是老肺病，一直没有传染给我，所以我不怕）我很奇怪，便问：“你怎么知道我天天晚上在他家下棋？”C老师傅指指排字架后面的窗户说：“你去那里看看。”我走到排字架旁一看，傻了眼：窗户对窗户，一条小排水沟，把两栋房子隔开，从这里俯视，陈亚陆家的书桌（下棋处）一览无遗。上周C老师傅晚上加班，在排字架间走来走去，看得一清二楚。 　　暗地里，我大吃一惊。可以肯定，C老师傅不是监视者，如果他是监视者，就不会告诉我。但真正的监视者看到了，甚至窃听了陈亚陆与我的谈话，不向刘股长汇报，怎么行呢？ 　　我吓得魂不附体，当晚在陈亚陆家下完棋，赶紧写好汇报材料投入邮筒，只是把事情发生的时间推迟了三天。

内容提要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曾经出现过多如牛毛、旨在推翻毛泽东和中共暴政的人民起义；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疯狂“大跃进”、饿死4000多万农民之后，形成了一个起义高潮和当局镇压高潮； 　　中共把这些人和这些小型组织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 　　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完全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出来的； 　　中共把这种“思想异端”、“不同政见”的大量、小型人民起义（即政党活动），视为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头号“罪行”，绝对不能让他们联合起来形成滚滚洪流，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共用“组织反革命团体罪”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进行打击，其打击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大和判刑之重，远远高于杀人越货、纵火投毒、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 　　当年，只要敢于把常识、常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中共用“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打击、消灭这些单独、分散的个人和几个人的小组； 　　采用的法西斯手段是：“群众专政”、“突破薄弱环节”和“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群众专政”实质上是通过洗脑、利诱、胁迫全体大陆人民成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 　　如果破获100万个“反革命组织”，“碉堡”内就曾出现线人100万人次，而“反革命组织”的数量远远超过百万； 　　中共指使、鼓励特务和线人“引诱犯罪”，把手无寸铁的“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当作“真老虎”、“恶老虎”来打； 　　大约从1964年开始，中共实行“反革命组织罪”“首犯（发起人）一律处决”的新政策，原因是：“经验证明，这些人死不悔改，刑满释放后，继续从事‘反革命’”； 　　当日常性、持续性的扑杀仍无法镇压反抗势头时，便开展“一打三反”以“运动”的方式大规模集中扑灭燎原之火；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中共认为，“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 　　公安部门的“执法”手段为：极少量公开逮捕，大量“密捕”； 　　进一步采取“密诉”、“密审”和法院秘密判决，除极少数在破案过程中群众已知晓的、“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张贴布告外，其余一律不出布告，严格保密；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进行了大量秘密处决；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 　　时间跨度从1951年2月21日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始，到1997年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前后持续46年多； 　　《刑法》中“反革命罪”删除后，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迫害中国人民； 　　半个多世纪，前后一共关押、劳教、劳改数千万“反革命份子”； 　　其历年公开处决、秘密处决、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总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至少1000万，可能达到2000万； 　　党、政系统全面特务化的中共，将“日常化、合法化杀人”作为“国家机密”，封锁新闻，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导…… 　　中共政权对治下人民这种政治迫害和群体灭绝，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 （1） 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没有“人民起义”？ 　　我来加拿大后，曾多次、分别与两位华侨老学者进行了交谈。他俩来自台湾，都是国民党员，年过花甲，定居满地可30余年，均已退休，安享晚年。 　　一位台大政治系毕业、在西欧某大学获得“博士”头衔的老先生亲共，去年曾应邀参加中国驻加大使馆举办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座谈会”。这位老兄侃侃而谈“毛先生的文韬武略，不谋私利”之后，质问听众： 　　“你们说毛泽东坏透了顶，我不相信！那么坏，人民为什么不起来推翻他？中国大陆过去和现在没见人民起义，可见他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坏。” 　　另一位McGill大学经济系学士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坚决反共。他说：“共产党毫无信义，贻祸中华，我这辈子永远不会相信他们！”话题谈得比较深时，他皱着眉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问我这位在共产暴政下偷生52年的幸存者： 　　“共产党、毛泽东十恶不赦，罪行累累，人民为什么不起义推翻他们？” 　　我心情沉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顿地回答： 　　“偶—语—弃—市！”[注1] 　　我向他解释说：“在古代，自秦以来的暴政王朝，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在街头交头接耳议论，就会被官府的密探抓去杀头；在血雨腥风的毛泽东时代，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与朋友聊天，也会被邻居“张着耳朵包打听”的老大娘、老大爷偷听去，轻则惹上牢狱之灾，重则招来杀身之祸。 　　“在共产党罗网致密的统治下，不容许有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男性成年人频繁出入，不容许来历不明的三朋五友经常聚会。国民党时代是‘茶楼酒肆，莫谈国事’，茶楼酒肆以外的地方，谈谈国事，没有密探，是安全的；共产党时代则是‘随地随时，莫谈国事’，在自己家里聚会聊天都不允许，哪能组织群众掀起‘起义’大潮呢？” 　　这位老学者听了点点头，表示略有领悟。 　　两位年长的学者从正、反两面提出同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有自主见解，有分析能力的学者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普通民众；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推而论之，西方人、西方学者，包括汉学家，都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 　　“共产党、毛泽东既然那么坏，中国人民为什么不齐心合力去推翻？” 　　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重大问题，在我个人狭窄的视野和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发现详细研讨、论证的专题文章，只有天才的学者杨小凯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有几段生动的论述。摘要如下： 　　一九六0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一九七○年的 “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优秀的从事革命的职业政治家被当局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社会现代化进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 　　……在现代化铁路运兵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化报纸、电台也使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杨小凯的上述论述极其精辟，概括了当年的残酷现实。这里重点要注意三句话： 　　第一句：一九六○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 　　小凯先生的用语是非常精确的，“牛毛”你数得清吗？数不清。当年不是没有“人民起义”，而是萌发了“数也数不清”的“人民起义”。隋朝末年，“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就把暴君隋炀帝灭了。60年代“多如牛毛”的“人民起义”，为什么没有一家取得成功呢？原来—— 　　第二句：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第三句：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 　　“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也就难怪上述两位华侨老学者不知情了。 　　如果请杨小凯先生为此写一篇专题，我想一定会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精彩纷呈。可惜天妒英才，不假小凯先生年寿，这一问题在他头脑中鲜活的答案随着他英年早逝而灰飞烟灭。这样，揭露这一问题真相的历史重任就落在我们这些“后死诸君”的肩上了。 　　前面介绍了街坊邻里的老大娘、老大爷，协助共产党进行特务统治的大致情况。那么，人们要问：这些原本善良的老大娘、老大爷怎么会心甘情愿充当中共的帮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共在“解放”后对基层社会的设置和控制情况。 　　[注1]偶语弃市——又作“喁语弃市”，喁（yú），小声说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颁布法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杀头），以古非今者族（诛三族）。” （2） 毛泽东的发明专利——“群众专政” 　　“革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辞汇，自清末以来，在长期稀里糊涂的流传下，变成了一个“笼罩着五彩光环的褒义词”，人们从不考究它的原始意义，只知道“革命”光荣，“不革命”可耻，“反革命”有罪。于是，人们纷纷参加以“革命”为名义的队伍；于是，“革命队伍”壮大起来。 　　“革命”队伍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混入了一些“机会主义者”，还有数量庞大“被欺骗的群氓”。当“理想主义者”抛头颅、洒热血，成百上千万群氓用白骨堆砌成通向权力的台阶，最终登上权力的宝座和享用革命胜利筵席的，必定是玩弄权术、惯耍阴谋诡计的机会主义头子。——这是革命的铁的规律。 　　良知尚未完全泯灭、学问多得昏了头的人，是无法坐稳“革命领袖”宝座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便是明证。只有那些熟稔改朝换代历史规律，深入社会底层在“黑社会”运作中游刃有余的小知识份子，如“泗水亭长”刘邦、“流浪汉”赵匡胤和“皇觉寺的小和尚”朱元璋之流，才能掌控错综复杂的农民起义大方向，扫平群雄，变无序为有序。于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晚年自省，一辈子祗做了所谓“建政”和“文革”两件大事。有识之士指出，毛泽东一辈子实际上只做了一件大事：为他自己夺权、掌权、登基，做不戴皇冠的现代皇帝以及消灭党内、外政敌，巩固皇权直至寿终正寝。 　　这种从一开始就目标十分明确的枭雄，头脑特别清晰，他的思维与众不同，总是独树一帜，一切行动都服从这一终极目标。例如，1927年毛泽东掀起“湖南农民运动”，搅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血流成河，意在乱中夺权。由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失败了，但积累了经验，懂得了“抓枪杆子”的重要性。又例如，抗日初始，彭德怀等中共将领纷纷要求上前线打日本，毛泽东却发出一连串指示，暗中制止八路军当“抗日英雄”，千方百计回避日军锋芒，让蒋介石和日本人打得两败俱伤后，再去摘取胜利果实——夺得全国政权。于是，在毛泽东的掌控下，1936年汇集陕北的各路红军人马两、三万，到“八年抗战”结束的1945年，发展到拥有两、三百万军队，扩大一百多倍，积蓄了与蒋介石逐鹿中原的本钱…… 　　夺得政权，分享胜利果实的中共其他领导人，无不钦佩这种“领导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远见卓识”，自愧弗如，只能衷心拥戴。 　　于是，“解放”后又按照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开展一系列运动，构建新的社会基础，打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桶江山。 　　“解放”后的第一场运动是“清匪反霸”。从1946年开始，中共每“解放”一个地方，便留下一支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和文宣人员，结合地下党，组织当地贫苦农民 “清匪反霸”。“清匪反霸”是战争的继续。在“清匪反霸”过程中，消灭持枪的敌人，杀戮“暗藏的反革命”，“以杀树威”建立地方政权。1949年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立即开展“土地改革”，紧接着进行“镇反”、“三反五反”、“取缔反动会道门”和“肃反”等一个个血腥运动，目的都是肃清前政权的社会基础，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中共重点打击和消灭的是“历史反革命”。所谓“历史反革命”是为前政权服务过的人员、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等。在上述运动中杀戮的“历史反革命”没有统计数字，估计是大几百万。[注2] 　　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无业游民、流动人口是颠覆政权、改朝换代的最大力量源泉。[注3]为巩固共产党（实际是他个人）的统治，坚决消灭游民阶层这一隐患。于是，他设计和实施了一整套用法律的、制度的、行政的手段锁定人的方法。其具体做法是：用严格的户籍制度、基本生活物资（粮、油、布等）配给制、遍布城乡密如蛛网的党支部、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里弄居委会、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企事业单位人事档案制度等，把每一个人（包括执行者）牢牢地捆绑在一个固定位置上，老老实实干活，为中共奉献剩余价值……任何人都无法离开这个赖以生存的系统，一旦离开，无钱无粮，乞讨无门，只有死路一条。建政后一系列运动消灭了富人，每一个人的劳动收入，在省吃俭用的前提下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没有什么积蓄，避免了有钱人用大笔资金支持造反起义。除必要的获得批准的（如干部调动、投亲、招工、参军）之外，将人口自由流动率降到零，并不准乞丐存在。这样，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境内起义造反的门路。——这种“画地为牢”的制度创新，比前朝“保、甲连坐制”更有效，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于“消灭乞丐”， 50年代初报刊杂志总是歌颂“新社会制度好”。到60年代，饿死4000多万农民仍不准饥民逃荒，不惜代价地在城乡交界处设卡围追堵截，抓捕成千上万的饥民遣送回原籍活活饿死，一再逃荒者和聚众闹事者，送劳教、劳改。一般认为这是避免到处出现乞丐，损坏了党的“光辉形象”，给社会主义“抹黑”。殊不知“伟大领袖”的深意：如果听任农民逃荒，只要松一点口子，由成百上千很快发展到成千上万，数十万，数百万……遮天蔽日如蝗灾般的饥民形成滚滚洪流，所到之处扫荡一空，必然有“陈胜吴广”站出来加以利用，形势发展到那一步就由不得你共产党了……所以当年来自中央的死命令是：发现逃荒的，不管饿死不饿死，无论男女老幼，见一个抓一个，坚决遣送回原籍！ 　　毛泽东十分清楚，实行“阶级斗争”高压政策，“历史反革命”杀戮得差不多了，又会冒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为巩固政权，绝对不能让各地的反抗力量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键在于掌握和控制社会基层，设置一种“自动识别的报警机制”去发现这些刚刚冒头的反对势力并及时扑灭，不让他们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于是，“阶级斗争”大师毛泽东又展现他的创新天才，发明和实施了“群众专政”。 　　毛泽东设计、实施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真值得后人好好研究。这种制度除了按“条条”划分，如从上至下的党、政、军、工业、农业、财贸……“一竿子插到底”的系统之外，同时按“块块”分割，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层层落实，直达基层。城市最终落实到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农村最终落实到生产队。 　　城市的具体做法是：将家庭妇女、居家老人组织起来，成立“居民委员会”。居委会除设置主任外，还设置治安、宣传、卫生、劳动、青年、妇女……等委员，按院落、里弄设置居民小组，指定或选出组长，将责任层层落实到人。那些婆婆姥姥，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一辈子被人瞧不起，现在“解放”了，不管官职怎么小，好歹有顶“乌纱帽”，便特别起劲。然后对这些人不断宣传，长期洗脑，报纸电台，大会小会，天天宣讲“党和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人们不知不觉便接受了，在头脑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概念。其次，大力鼓吹“社会认同”，上述主任、委员、组长等芝麻官，都是“出身好”或“出身比较好”的，开会或个别谈话，党员干部反复说“你们是可靠的”，“党是信任你们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之后，拉一派打一派，谁都想靠近主流社会，谁都不愿意划入“阶级敌人”范畴。第三是树立对立面，筛选出一批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其他问题的人，戴上“四类份子”帽子，交群众管制、监督，成为看得见的“阶级敌人活靶子”，经常召开大会小会，批判斗争，人人都可以唾駡他们。最后是经济实惠，‘升学招工招干征兵’指标下来，优先安排这些人的子女；上面拨下来的各种慰问款、补助款、奖金或某些劳务收入，或明或暗分配给这些积极分子……洗脑就是消灭良心，利诱就是违心的动力，于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些小脚老太太、白须白发老大爷，布满街头巷尾，以“维护治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为藉口，睁着一双双警惕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成为中共的告密者和帮凶。由于1950年代初，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许多人缠过脚，便荣膺了一个戏谑称号：“小脚侦缉队”。 　　这种罗网致密的社会结构，不容许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男性青年频繁进出。你敲开朋友的家门走进去，一次、两次不以为然，次数多了，便有人关注；一句牢骚、半句怪话，落到婆婆姥姥竖起的耳朵里，就是线索。“密报”经治安委员或街道党支部，汇报到派出所，便有人跟踪到你的住处，再通过当地派出所了解你的出身、经历，人际交往情况，分析你到朋友家访问的目的。如果出身“不好”的家庭出出进进的人次较多，就升级为公安局严密监控的对象了……这样，只要有反对共产党的思想萌芽，只要酝酿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开展最初几次联络活动，很快就会被当局发现。——这种严密监控一切人言行的基层社会，把监管“阶级敌人”的权力交给了群众，所以叫做“群众专政”。 　　毛泽东将法西斯统治发展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缜密、最精细的地步，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完善、最有效的监视、告密系统，用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群众专政”的实质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民皆特（务）”——全体大陆人民沦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 　　[注2]“几百万”的“几”，可以是1至9，“大几百万”的“大几”，则不是1、2，甚至不是3，而是一个更大的数。 　　[注3]蒋泥在《什么力量左右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一文中推崇王学泰先生的新著《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见2006-03-30《观察》网站。 （3）“反革命”为何“这么多！”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者”，在执政期间掀起的“运动”重重叠叠，一个紧接着一个。除上面例举的建政初期的几场血腥运动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 每一场运动都随着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駡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号化成的行动都“劳民伤财伤人死人”，使生产力倒退。 　　毛泽东头脑发热、权欲膨胀，幻想充当“世界人民的领袖”；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独断专横、胡言乱语；他听不得半句逆耳忠言，动不动就批判、斗争，置人于死地；他一贯运动群众，仿佛从来不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安居乐业；他乱指挥、瞎折腾，将战争时期的“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等经验强制性地生搬硬套到建设领域，种种倒行逆施导致1960年代经济崩溃，城市陷入半饥饿状态，农村活活饿死4000多万农民…… 　　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出一个普遍的思想浪潮：“这样不顾人民死活、昏庸暴戾的统治者，还能容忍他继续为非作歹吗？”于是，“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反革命小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了。 　　当年大肆鼓吹的文艺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电影《小城春秋》、《永不消逝的电波》……许多都是歌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如何与国民党斗争的。青少年有样学样，启发了他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加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等传统文化薰陶，想“造共产党的反”的人越来越多。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在于这种制度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减轻了人性中其他更危险的冲动。如果不让人追逐金钱，更多的人就会追逐权力。[注4]当年，毛泽东不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却在报刊、电台上大肆宣扬“中共X中全会”的盛况，反复播报长长一串中央委员名单，让全国人民的目光聚焦于中共政治舞台，助长了年轻人介入政治，追逐权力的欲望。 　　以上就是20世纪60年代“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前仆后继，多如牛毛的诱因。可以负责地说，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完全是“官逼民反”，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迫出来的。 　　这些“反革命小集团”模仿国民党时代的共产党员开展地下活动。殊不知“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共产党，手段比国民党毒辣一百倍，“群众专政”早已张弓布网，严阵以待。由于消息封锁，所有小型组织之间互不通气，互不知情，缺乏理论指导，缺乏经验教训的积累，缺乏高人指点，于是，一批批全凭热情、冒失莽撞的小伙子，纷纷扑入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 　　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政策越来越“左”，矛头指向扩大到“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从1959年开始，设置了严格的“升学政审”制度，将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排除在大学、中学的院墙之外。 　　我家出身“官僚地主”，祖父“逃港”，父亲“右派”……1959年高中毕业于湖南师院附中文科实验班，成绩优异，由于学生档案袋的封皮上盖了“该生不予录取”的蓝色印章，被无端剥夺接受高等教育权利。 　　从1959 年到1966年，“升学政审”筛弃了一大批具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学生。“文革”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更让所有学子浪费青春，在最渴求知识的年龄段失去校园。紧接着“上山下乡运动”将1600多万知青赶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以至于出现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断层”和“人才断层”。——毛泽东应对“灭绝民族文化”、“扼杀几代人才”负完全责任。 　　这些天真、幼稚、单纯的莘莘学子，失去校园后满以为可以通过自学找到出路，听一听某公安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知青时的一段呵斥之词，你会不寒而栗： 　　“你在自学？学的是什么？全部是封、资、修的反动书籍。根据你的家庭出身和表现，大学不录取，就是党不培养你，党不叫你读书。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老老实实劳动，在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业余打打扑克，下下棋，那才叫听党的话。而你和党对着干，不叫你读书，偏偏选择自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自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学到一、两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然后等到适当的时机，向党进攻！你自学越发奋，就越反动！” 　　按照这位公安的逻辑，自学都成了一种严重的罪错。 　　通不过“政审关”的知识青年，一般都把“落榜”单纯看作是“不让进学校”。事情可没那么简单，紧随“落榜”而来的，是街道居委会的另眼相看——“群众专政”的阴霾，已悄然笼罩到了头上。 　　对于家庭出身“不好”、升学无望的青年，“招工、招干、征兵”统统没份，自己找到工作去街道办事处办“劳动手续”，还故意刁难，百般阻挠，甚至无理拒绝。 　　1960 年，中南矿冶学院某实验室需要一位高中毕业生管理仪器和化学试剂，父亲认识的一位教授推荐我去应试，并将我的家庭情况预先向室主任通了气。笔试、面试合格后，只要办个劳动手续，就可试用，今后还有望转为正式职工。派去办手续的人事干部遭到一顿抢白：“这样出身的人，你们敢用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将来他利用职务之便投毒，谁负责？到时候别怪我们没打招呼。”——结果录用了办事处推荐的一位“出身好”的女初中生。 　　许多通不过“升学政审关”的落榜生，被用人单位以同样的理由筛弃，就业无门，只好在家里呆着。呆两、三年算少的，呆七、八上十年，甚至最终失去生存能力的，都有。父母自责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程，体谅儿子的困境和心境，只要暂时有一碗饭吃，便大家匀着吃，不催促儿子外出找工作。更有部分家长提供条件，鼓励儿子自学。但儿子大了，早已超过18岁年龄，不能自食其力，老是吃父母的，内心不安，惭愧之余烦闷、焦躁、气馁，前景一片黑咕隆咚，看不到任何希望，哪有心思长期坚持自学？[注5] 　　所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给出路”的政策，全是党的高层和报刊杂志杜撰出来的漂亮说词，哄哄骗骗，纸上谈兵，无法落到实处。基层干部“宁左勿右”，对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另眼相看，毫无同情、照顾之心。社会刻意逼仄他们的生存空间，被逼精神失常变成疯子的，被逼自残自杀的，时有所闻。部分家庭较困难的青年，只好放下身段去挑土、拖车，沦落为最下层倍受冷眼的纯体力劳动工人。据说，北京某些地方还有一种更严厉的“不允许失业”政策。青年人失学、失业后在家里，“靠父母养活，呆上三两个月，就有了上门的，让你去北京郊区或其他地方的农场务业”，终生当农民。[注6] 　　当年闭关锁国，出国无门，许多想不通的，难免怨恨、诅咒共产党及其罪魁祸首毛泽东，向南偷渡香港，向北投奔苏联，少数人取得了成功，大部分被抓捕，沦为“叛国投敌”的“反革命份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青年更增添了一种难以启齿的苦闷，成熟后的性饥渴。眼见邻居同龄人出双入对，自己工作无望，前景渺茫，哪有资格谈情说爱？更何况经过 “党的长期教育”，姑娘们都“提高了阶级觉悟”，认为嫁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等同于判处无期徒刑。明知这些英俊青年才华横溢，但只能敬而远之，慕而隐之，不敢言嫁。 　　长期郁闷积累的潜能，趁“文革”爆发得到了释放的机会，有些人被潮流裹胁，丧失理智，不顾一切树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横冲直撞，参与武斗，寻仇报复，逞一时之“革命欢快”。 　　“文革”是毛泽东继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后新一轮“阳谋”，当启用“革命小将”重新夺回他癔想中丧失的权力后，造反派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中的运动”接踵而来。毛泽东不怕“乱”，他明说“乱是乱了敌人”——“文革”中不少人暴露了反共思想，不少人在乱中采取了行动。于是，在上述“运动中的运动”中，许多“出身好”杀了人的“联动份子”，得到了宽大；最倒楣的仍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以“莫须有”、“张冠李戴”的罪名，判刑劳改，饮恨刑场者比比皆是。[注7] 　　“群众专政”的作用是发现线索，但线索发现之后，中共公安是怎样破获一个又一个“反革命”组织的？他们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一共杀戮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本文试图以亲身经历，采用深深忏悔、现身说法的形式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初步解答，期盼引起广泛注目，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注4]见2006-1-25《新世纪》网路 陈翰圣《凯恩斯、邓小平及中国的资本主义》。 　　[注5]全国有许许多多青年自学成才，我所知道长沙自学成才的范例是：曾在长沙某工厂当仓库保管员的李慰萱，业余自学数学，在“图论”方面有所创新，被长沙铁道学院破格录用为教师。我母亲（小学教师）的学生何其美，初中毕业后下到江永县穷乡僻壤，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解3000道微积分难题，侯振挺教授阅卷后称：“不但答案全部正确，而且解题思路具有数学思维内在的逻辑美。”何其美在长沙铁道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被聘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师，应该早升教授了。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1968年（未满18岁）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10年，在农场劳改时，向众多“牛鬼蛇神”中的高级知识份子学习高等数学、英语等，出狱时，已超过大学本科毕业水准（出狱后恢复原名杨小凯）。 　　[注6]同Ａ注３‵蒋泥在《什么力量左右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见2006-03-30《观察》网站。 　　[注7]我与“湘江风雷金猴战团”司令陈本望有过一面之缘。当年，这位英俊知青身着军装，腰里别着手枪，带着同样一身戎装的漂亮女友，威风凛凛，令一般人羡煞。 1968年，陈本望在“长沙市军管会”一次镇压五、六十人的大屠杀中被处决，布告上的罪名是参加武斗，在汨罗什么地方抓到一青年，手下人问他打不打？忙得焦头烂额陈本望听说是共青团员，随口回答了两个字：“正打！”结果执行者下手太重打死了。这条人命算在陈本望身上，因为他下达了“正打”命令，便以血来偿还（好像动手的人也枪毙了几个）。其实，“正打”只是“文革”中兴起的一个口头禅似的长沙方言词语，后遭淘汰。如果法制正常，允许律师辩护，陈本望虽有责任，但不至于“二字判死刑”。共产党当局的对“造反派”的报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