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噜必烈-1984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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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有写...

10年5月19日 18:17

linux/手机平台/有业余时间不过web开发不熟悉，不知道上手的难易程度，不敢贸然报名

评论于：1984BBS招技术能人

10年5月12日 10:36

引用: 原帖由 investigate 于 2010-5-12 10:20 发表这小虎牙

评论于：涉嫌强奸女大学生山木老总疑遭通缉

10年4月6日 12:32

可能是怀疑是不文明用语缩写: 牛逼啊，操逼啊有关部门真是SBA

评论于：央视转播屏蔽外文缩略词从此不再"NBA"和"CBA"

10年3月8日 12:18

因为于领导自己就是党爸党妈养大的

评论于：体育副总局长：夺冠后应先谢国家再谢爹妈

10年3月1日 19:03

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今年准备了20条提案和建议上两会，其中一条就是建议“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张晓梅女士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承认和体现女性，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特别是那些全职太太在家庭中付出的劳动。

评论于：政协委员张晓梅建议“婚内男方支付女方工资”

10年2月22日 15:05

引用: 原帖由 Diablo 于 2010-2-22 14:41 发表前一阵看了个纪录片《宗教的荒谬》，麦克的扮演者正在疯狂的赞美上帝

评论于：新泰6名80后副局长被指含高官家属，当事人否认亦遭驳

10年2月22日 10:33

『天涯杂谈』 2010过年回家，再谈我所见的农村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813847.shtml 文：落月先生虽然，我曾经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面前，表达过我对家乡的热爱。捉过鱼的小河，翠绿的麦田，甚而是田野里的一座座坟，都曾是我无数次情感停留的所在。但是，我也知道，这些都只是回忆，已再也无处可以去找寻。河水已经干涸，河道里满是花花绿绿的塑料垃圾袋，麦田虽然还在，但一条正在修建的高速公里横穿而过，像一道伤口，将那片田野硬生生撕裂开了一般，至于坟头，也早已经失去了对死亡的尊重和对祖先的纪念，低矮的土丘，像一个个干瘪的高粱馒头。甚而在过年的时候，也很少见到坟头前有青烟散起，人们或许是过的太忙碌和紧张，而忘记了过年前要去坟头烧两把纸钱。当对家乡的情感成为一种凭吊的时候，或许家乡在远去，我也在远去。每年一次的返乡，像是在履行一种责任和义务，回去看一看逐年老去的父母。也像是去祭奠，祭奠逐渐病去或已经死去了的村庄。　　我无意执迷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我也知道工业化的席卷，或许是现代化的必然之途，也是目前唯一的“解救之道”，我亦然知道，中国的乡村之沉重，农民之艰辛，非是一朝一夕就可治愈。但是，我更知道，甚而是确信，我所见的农村，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农村景象。　　去年回家，曾写过一篇散记，有些问题也就不再重提了。如见：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497960.shtml 一、观念正在改变。　　或许农民观念的改变可以视为是农村一些问题的症结所在。挣钱，捞钱，能挣多少钱，在农村已经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谈话内容所在。这也可以视为市场经济对农村造成的最大的影响。　　在家几天，听父辈乡邻们之间的谈话，大多是关于是谁在外挣了多少钱，谁家挣钱在县城里买了房子。无论你人品怎样，即使你之前是个流氓泼皮无赖，倘若你能挣到钱，也是会被尊重和肯定的。你出手阔气，抽的烟好，穿的衣服好，家里房子盖得好，就可以将其他的一切都给遮掩过去，这真可谓是一钱遮百丑了。　　回家，常听父亲说到村上谁时有这样的感叹：“唉，无论怎样，人家现在能捞到钱哦”。古人云，一文钱憋死英雄汉，现在则是，无论是英雄还是狗熊抑或是奸诈小人，有钱才是真好汉。　　我跟父亲说，人活着不能单单为为了钱考虑。父亲说，人活着不为了钱，还能为了啥呢？　　说到这，不由想起了二十年前，所谓的“黑猫白猫论”，这的确是一件吊诡的事情，倘若以能否抓住老鼠为衡量是否是好猫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或许有其特定的时代合理性，但并不应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长此以往，中国将来不愁没有本土宗教，“拜金钱教”或许有可能。试想一番，当全民都陷入一种对金钱的狂热崇拜之中时，这样的一个民族，或许是可怕的，也是危险的。　　一切向钱看，无论其他。诸如目前在家乡特流行的观点：谁家让孩子上大学，谁家倒霉。花了钱，出来还没啥大作用。又不是铁饭碗，现在到处都是大学生。还不如及早出来打工，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好几千。想到之前《南方周末》报道的教育致贫现象，以及“蚁族”一词的流行。或许可以诠释这一切。　　而观念的改变，恰恰是最让人触目惊心的，由此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固然大学教育目前有很多的弊端，乃为大家所诟病。但试想一番，倘若将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主要是城市的孩子。而农村的孩子只能高中毕业就以出卖劳动力的身份出去打工，或是受过一两年技术培训就被输入进现代化的生产线上，那么，长期如是。农民只能是一代打工又一代打工，这与以前的那种一代放羊，生了孩子养大了还是放羊又有何异？这从目前大学生中城市与农村出身的孩子的比例就可见一端倪，尤其是一些名牌高校更甚。　　当然，我并非是歧视体力劳动者和打工者。但我想，一切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就由农民和农民的孩子来从事这些工作。　　但是，他们不去城市打工，不拿青春去出卖劳动力又将如何去呢？谁会天真地以为，取消了农业税，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只不过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罢了。二、观念正在改变（之二）　　观念的改变，有些的确让人欣慰。诸如计划生育问题，起码在我们那里，年轻的一代，已经有大多可以接受只有一个孩子，认为男孩女孩一个样。当然，在他们谈及的时候，更多是将原因归结于养不起太多的孩子。　　观念的改变，还表现为农村人也正在抛弃农村，甚而是厌恶农村。或许这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二十余年来逐渐被拉大的结果，或许是持续二十年的打工潮，使得农民对于城市的生活越来越向往，无论是年轻的一代，还是五六十岁上了年纪的人。村庄更像是一个驿站，每年只有夏收、秋收和过年的时候，人们才会回去几天。等忙完了之后，又迅速撤回到了城市之中，只剩下孩子和老人，有人甚而将孩子也带走了。　　在美国的华裔，有一个词叫“香蕉人”，而农村的这些年轻一代，在进入了城市之后，也迅速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城市人，甚而是更像一个城市人。如是的行为，是在掩饰自己的农民的身份，还是隐藏着一种巨大的渴望？　　对城市的渴望，也带来了我们县城的城市化的巨大推进，尤其是房地产的兴起。而这些房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卖给了农村的那些打工富裕者。由此而形成了他们长年在外打工，住在县城。家里的土地交给六七十岁的父母打理。等收获的时候，才回去一趟，将粮食收了之后就迅速卖掉。或是把名下的那份土地承包给别人。　　说到打工，再多言几句。回去之后，父母有时抱怨，说不如让我当初不读书，说我现在还不如村上那些比我年轻的，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的（我要为自己的住宿吃饭自己开支，而那些在外打工的，基本都是包食宿的，生活成本相对很低。我父亲冬天的时候就跟一个包工队干过活，每天三顿只有五元钱的伙食费）面对父母或真或假的失望，我只好忍不住地说上一声，说他们的下一代或许还是出去打工，而我的下一代起码不会再打工。　　做工，到城市里去。城市并不为他们的养老，医疗负责。想到之前读的一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比照而言，不为悲观地说，中国的打工者，基本上无法形成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凝聚，因为他们处于一种畸形的“商品经济”之中。当然有新词曰“打工阶级”。至于打工者的明天，打工者的下一代问题，热议了好些年了，仍然基本如是。　　甚而为了让自己被剥削，还要自己支付高昂的成本，学缝纫，学纺织，学焊接。这些年，我们县城里多了好多这种职业技术学校，或挂着某职业技术学校某县分校的牌子。县电视台可以牛叉到在我家有线电视的所有频道下方，都打上本县的广告。诸如某学校招生，某厂招工、某楼盘开售，某药品优惠等等。　　其实，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也如是罢了，和他们一样，只不过是城市里的民工。三，黄赌毒　　黄，正所谓“本不是爱风尘，却被风尘误”。无论是我所在的上海，还是内地的省城抑或仅仅是一个偏僻的县城。每个夜晚的粉红色灯光下，坐着多少年轻漂亮的女子在那里等待着客人？这些女子来自哪里？我想，大部分是内地的农村。　　她们也只是打工者罢了，到城市里来赚钱。我们村就有一户人家就如是。其孩子和男人都在家里，她常年在外，基本上不回去，家里今年冬天新盖起了楼房。村里人私底下都晓得她是在外做什么的。只有一些老人说到的时候，还会表示出一种不屑，其他人也大多默许了。常言，笑贫不笑娼。的确如是。　　我对于她们更多的是同情，或夹杂着一些哀怜。她们只不过在出卖她们最有价值的商品——年轻的身体罢了。这已并非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没有一个女人天生愿意做妓女的。　　说到这，还要提一个乡村卖淫问题。真事暂且隐去不提，则是一些四十岁左右，业已成家生子的女子，稍为一些姿色。在乡村之间卖淫。这样的家庭，大多男人常年在外打工。“谁去都行，五十块一次。不然打电话叫上门也成。”这是我从一群男人的谈话中所听到的。　　赌，则是一种常态化现象。尤其是过年这几天。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有了钱，赌得都很厉害。村上一个小青年，在我们那一片的十几个村里的商店里都安放了一个老虎机。每天开着车子去倒硬币。我想，留在农村的那些上小学初中的孩子，应当是玩老虎机的主要顾客吧。　　毒，我原本以为离我们那里的农村很远。这次回家才听说这样的事，也是我们村的。免不了提一下，我们村，好像是一个奇妙的景观世界，浓缩了一切，像一个缩影，成为三十余年来中国农村巨大变化的表征。　　事情是这样的，村里有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辍学后，外出打工，在浙江某地，短短四个月，带回了十七万。至于这钱的来路，其父母不仅不去过问，反而责骂其大儿子无能，最后让大儿子也跟着小儿子去了，钱是被其父母拿来盖了两层小楼，以备将来给他们兄弟俩娶媳妇用（目前，在我们那里，农村的男孩子娶亲，基本上是要盖两层新楼的，这与城市里买房倒是如出一辙。）结果后来事发，两个孩子目前都无踪影。楼房还没盖好，只是毛坯。父母也外出，年没在家过，有人说是去寻儿子了，有人说是出去躲着了。回去听父亲说，原来那小儿子在外是跟人贩毒的。至于其两个儿子的下落，有人说被逮捕了，有人说是被同行给“做掉了”，具体无从知晓。　　父亲在说到这个事情时，叹气说，打工就打工，怎么能不走正道呢，虽然来钱快，但犯法的事情怎么可以做呢。母亲说，那家人也真是的，也不想想，小儿子带回来的那些钱是怎么来的，不仅不过问，怎么还可以把大儿子也赶去呢。　　至于吸毒，目前在我所看到的农村，还没听说这个事情。但我想，或许也会发生的。四、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政治的冷漠　　说到对金钱的崇拜，不得不提农民对权力的崇拜。通俗而说，就是对当官的羡慕和崇拜。　　“当官的哪有不腐败的？还是当官好啊”村人如是说。“乖乖，你看人家胡锦涛，家中的祖坟一定冒青烟了。”村人亦如是说。“当今的天下是谁的，胡锦涛的。”村人依然用朴素的皇权意识来看待政治。　　当官不仅意味着有钱，还意味着有势力，甚而可以仙及鸡犬。时常可以听闻有讲述某村上的某人在外当官，然后将全家都接走了，又帮谁谁安排了工作，又几个电话就摆平了某件事情。　　这样的观念，大多停留在四五十岁以上的村民那里，至于年轻的一代，由于长年迁徙式地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似乎自主远离了政治。或许更是因为，他们自知自己无缘于政治参与而主动放弃。至于基层民主化建设，更是空谈。村庄中的权力还大多把持在一些旧有的“政治精英”手中。目前我们那里还没有所谓的大学生村官，不知道别处这样的一种措施，能否在基层社会中培育出民主的土壤和一批新的政治权贵出来，对此，我并不持乐观态度。　　但是无可否认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之农村，正在出现一种“政治真空”的情形。国家权力的触角自集体化制度瓦解之后，便逐渐从农村退出。农村似乎不仅在经济上被城市被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所俘虏，沦为附庸。在政治上，也在逐渐地被国家所抛弃。放肆地言一句，所谓的一些人大中的农民代表，更像是沦为了一种摆设性的景观装置。暂且不论特定的时代因素，陈永贵现象，只是一种历史中的风景。当然，或许在当时而言，其也是一种风景和陪衬。农民也将永远地成为被代表的大多数，政治上沉默无声的群体。　　韦伯曾批评德国边境的一些农民，不关心国家政治，是市侩。中国当下之农民，似乎也如是。当然，对此我无意地批评，或许他们是聪明地远离了政治，或许他们为了生活之艰辛，只需要对金钱的追逐。　　父亲一直对我没有入党的事情耿耿于怀，这次回家，又提到了这个事情，我没有置辩。政治的天花板距离头顶是那么的近，我又怎么能长袖善舞呢。　　最后说一起发生在我们县的杀人事件，某人的一个儿子在省内的某个市做一官职（据说好像是政法委副书记或其它），其依仗儿子的权势，俨然成为村中一霸。后村内一人愤然将其杀之，沉尸水塘，案破，其曰，我是为民除害。这则故事，在乡里传为奇谈。五、合作医疗与农村养老　　农村也有了合作医疗，这的确是个好事情。每人每年交一些几十块钱，在村卫生所看病可以报销30%。这次回家，却听闻好多人提到合作医疗的时候，却有怨言。诸如虚开药价，同样的药，在县城的药房买只需要两元钱，在村卫生所开出来却要三元钱。诸如即使是个小病，也先让你打几天吊针。　　年中在家喝酒的时候，还听说这样的事，村上的卫生所，每次开药是从来不出具电脑打印的明细账单的，而都是在每天的营业结束后的晚上，重新做一份新的明细账单，以被上报或检查之用，因为有些药是被纳入合作医疗的，有些药没有被纳入。至于农民最后用到的到底是什么药，是否享受了国家的福利，无从知晓。　　合作医疗的卫生所是自负盈亏的。医生的收入，据说是每人都有六七千元，而附近另一个村的卫生所因为交通便利，那里的医生的月收入，每月都有近万。而我们县城的房价是2000/平方米，县城高中的一个老师的月工资是不足2500. 　　此外，由于农民长年迁徙在外，你不可能让一个农民工在外得了病而跑回去治疗。所以，村卫生所的主要病人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至于医疗条件，医生的水平则是另一层面问题。　　农村养老，老人的生活还是要靠儿女的赡养，靠自己名下的那或多或少的田地，而这交给儿女打理的土地收入，并不能足以承载他们的生活成本，以至于养老在农村逐渐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或迫使得老人的生活质量下降。我们那里，而更多的情况是，老人还是自主生活，除非是衣食完全不能自理，不然还都是一人或老夫妻两人住在一处小房子内，儿女每年给些粮食和零用钱。有些老人得了癌症一类的病，其本人和家人基本上是主动放弃治疗，然后等待死亡。甚而有些被病情折磨的老人，恳求自己的儿女用农药将自己药死。　　儿女赡养老人，的确是天经地义也无可推置，但我想，或许还会有更好吧。顺提一下，我父母常与我笑言，他们把我送出来读书，而他们将来则面临老了的时候无人赡养的局面。对此，我只能沉默，或许努力在这个城市挣些钱，买个房子，再存些钱，再祈求父母的身体可以一直健康。十几年后，将年迈的父母接出来在身边，才是唯一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这固然是一条正确而艰辛的路，责无旁贷吧。　　从这一点，也足以可以说明为什么农民对孩子，尤其是供儿子读书的兴趣逐渐下降。不然，将来儿子不在身边，土地无力耕种。让年迈的他们蹒跚在乡间村里，谁来关心他们？六、直面还是回避？　　看美剧或美国电影的时候，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镜头。一个白人在大街上多看了一个黑人一眼，然后那个黑人就说那个白人是带着种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歧视他。或有时候往往是白人在回避谈论种族主义，而黑人自己却每每认为自己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看了大家的回帖，如是而想到的，就像有人谩骂我写这些文字是在歧视和瞧不起农村，是带着一种所谓高傲的姿态去对农村指手画脚，是所谓的忘本。　　出外求学十余年来，我并没有任何时候掩饰过自己的出身农村的身份，甚而对这样的事实，带着一份骄傲。无论是农民，还是农村抑或是城市，还是所谓的城里人，在我这里并不具有价值上的高低。我只是在陈述农村的一些问题，并没有站在城市的位置去审视和打量农村，也并没有由此而肯定城市/城里人，而否定农村 /农民，这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我是在说农村的问题，并非是肯定城市的好，没有问题。而只是因为，我仍然是一个农村人，而不是一个城市人，因为在农村生活着我的父母，我的乡亲。　　写下这些文字，或只是因为内心的一抹挥之不去的情怀。外在的殖民或许并不可怕，内在的，自我的殖民，才是可怕的。不仅有经济和政治的殖民，还有文化的殖民。就像我回去的时候，常能听到一些在外打了几年工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向我抱怨农村的落后，农村没有路灯，农村没有大型商场，农村老一代人的思想太封建，于此同时，他们却表达了对城市的羡慕与渴望。于是，他们年纪轻轻就被吸引到城市中去了，但城市是否就是温情脉脉地给予了他们温暖？当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升级，他们年老了之后，他们又怎么办？　　而那些稍微上了一些年纪的人，在谈到这个的时候，只能将这一切归结于无可反抗的宿命——谁让咱生在农村呢？　　亦如某些学者所言，中国目前的城市与农村，是一个孽债，是“现代化的原罪”，固然，现代化发展是不容质疑的，但这是否就能够剥夺我们质疑和反思的权力，是否就应该回避一切？七、从农村问题说开去　　坦诚地而言，无论是去年的文字，还是今年的文字，对于我而言，都是一种痛苦，像是在撕裂自己的伤口。我更无意于将我的家乡以一种“揭丑”的方式，展现在诸位的面前。但每每回去之后，总觉得应该说些什么，正所谓的“意难平”吧，而文字，或许对我而言，仅仅提供了一个释放的出口。　　诚如众位所言，我之关心的问题，乃是中国之农村究竟该往何处去。如果我之父辈，我之兄弟注定了要作为中国之发展的牺牲品，沦为历史的一个潜在的无声的注脚，那么，我不希望的是下一代还是重复着这样的命运。　　毕竟，回顾历史，我们存在过一种可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应当汲取教训。所谓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是否就是唯一的正确之途？　　先行的革命者，在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于是而有了洋务运动，有了维新变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新中国之成立。那么，在当前，“中国之农村又该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性问题，不应该也不应当被忽视。　　而如何处理农村与农民的问题，本应该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一个主旨性诉求。而不同的诉求，也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而这个诉求，实质上却被忽视了。　　固然有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但这更像是唱戏，农民仍是沦为了配角。取消了农业税，取消了义务教育的费用，有了低保，有了合作医疗。看上去光鲜无比，但实际上呢？花团锦簇的好一番热闹，羞煞我等农村人。　　十年了，依然如故，再十年后，仍会是如故。　　但无论怎样，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至于历史又将以怎样的一种姿态来被后人评说，无人知晓。只是遗憾的是，农民/农村并不是书写自己历史的主体。他们只是被讲述，他们参与创造了历史，但这历史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真的很艰辛，也很可怜。　　我或许说的足够多了，也该沉默了。

评论于：2010过年回家，再谈我所见的农村

10年2月1日 13:05

引用: 原帖由 eary 于 2010-2-1 12:50 发表我倒是觉得拍的挺不错的啊发哥表演也很出众

评论于：内地票房：《孔子》不到三千万

10年1月29日 17:39

现实版肖申克。。。

评论于：86岁囚犯服刑半个世纪跟不上时代不愿出狱

10年1月29日 17:35

http://news.qq.com/a/20100129/000307.htm 86岁囚犯服刑半个世纪跟不上时代不愿出狱(图) 出狱那天，孙来有在被送往漯河市敬老院路上，哭嚎了一路，他说自己又高兴又难过生病或体弱的老年犯人一般被安排睡在下铺，以便照顾老年犯人监区里设有专门的医疗室，医生是名犯人，入狱前是某医院的专家 2009 年10月24日，出狱那天，孙来有歪斜在轮椅上，哆嗦得像片树叶，河南省第三监狱的狱警们捏着他的手指，在释放证上按下红色手印。按规矩，犯人出狱前得留头发、洗个澡、换下囚衣，以迎接新生活，而这名86岁的老囚犯憋出浑身气力，双手拽住袖口，阻止狱警为他换上新衣服。很难想象，这个老人，偷过钱、扒过车，还强奸过未成年少女，半辈子五进五出监狱。方寸之地，孙来有度过了人生43年的光阴，终于在耄耋之年迎来了自由的日子。然而他哭闹着不愿离开。没有人接他回家，准确地说，他无家可归。第三次入狱后，他的家人便与他断绝了关系，在河南省第三监狱的十三年里，没人来看望过他。监区副监区长赵海伟根据他提供的家庭电话一个个地打，要么是空号，要么立刻挂断。在孙来有的卷宗里，惟一能找到的亲属笔录来自他的堂妹，“你们枪毙他算了，其他的也没啥要说的了。” 每次出狱，都无法适应时代没人能完整叙述孙来有的过去，他自己讲话也已是含糊不清。直到出狱前三个月，监狱方按例行联系孙来有的家人，翻阅卷宗，这位86岁老人的过往才被零碎地拼凑出来。 1923年，孙来有生于河南省漯河市，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官至排长。解放后，在漯河铁路局做行李房工人，1954年因偷了30块大洋被判入狱一年。档案显示，在押期间，孙来有因抗拒改造，被加刑两年。之后的三次犯罪，间隔都不超过三年，都是因为盗窃。孙来有说，自己这辈子，一是被国民党害了，二是被30块大洋害了。第一次刑满释放，他还有家可回，第二次就找不到妻女了。他一度被堂妹收留，帮着卖猪肉，后来不知因何争吵被赶了出来，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家人。 1957年，第一次出狱时，孙来有已经快40岁了，没技术、没土地、没户籍、没“单位”。之后的每一次出狱，他都面对着一个剧变之后、他无法适应的新时代。孙来有曾经想找事做，理论上，他也应该获得帮助。犯人刑满释放时，如与家人联系不上，监狱必须将其送到原户籍所在地民政局帮教办。但每一次，孙来有都被告知自个儿离开，自寻出路。而每一次，孙来有又会和号子里认识的朋友走到一起，他们教他怎么分工合作偷东西。但他在这方面的天分显然不高，被抓的缘由要么是偷抽油烟机，要么是偷百货用品。惟一把“警官”喊成“政府”的犯人 1988 年“严打”期间，孙来有偷了一包百货用品，被判入狱八年。1996年，第四次刑满释放的孙来有在漯河农村找到一份看瓜棚的活儿，对方不付工钱，只管吃住。在那个瓜棚里他强奸了一位未成年少女，愤怒的村民将他扭送到派出所。法院以奸淫幼女罪判其有期徒刑17年，那一年，他已经73岁。孙来有在河南省第三监狱的档案显示，在这里的十三年里，他从来没犯过错，打扫厕所、照顾病号，小心谨慎得像个小学生。监房里住16人，年老者统一安排睡下铺，每间房配备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是孙来有住过最好的地方，狱外不多的自由时光，他睡过天桥、进过收容所，还住过瓜棚。孙来有和他的狱友们不必出操、上教育课和到厂房做工。平时，他们就坐在宿舍里，听识字的狱友逐字逐句念狱报，内容都是些改造心得与歌颂党和国家的诗文。孙来有听着听着会经常睡着。惟一让他提神的活动是电视戏曲节目和监区组织的戏迷乐园，每逢有节目，他都会搬上小板凳，坐在前排，带头叫好。记诵监狱规章也是老年犯每天的例行“作业”，记忆力不错的孙来有对此十分投入，并乐于在狱友面前展示“才艺”。这也是他最受尊重的时刻。初中毕业的他已经对外部世界失去了感知，他不知道什么是“奥运”。他是监区里惟一一个把“警官”喊成“政府”的犯人。有狱警批评他，“几十年前的老叫法，还总改不过来，以后出去了你怎么适应?”孙来有立刻回答，“是，政府!” “政府，我想回监狱” 时光已然流逝，出狱的日期越来越近。监狱警官赵海伟每次将联系家人的最新进展告诉孙来有，都会引起他长时间的哭嚎。此时，86岁的孙来有因年老体衰已瘫痪在床近三年。为了他的生活起居，监区给他配备了两名护理人员，负责他的服药、洗澡、洗衣和吃饭。饭食为监狱特供，包括一盒牛奶、一个鸡蛋或蛋花汤。监狱倾力保证老年犯思想的稳定及身体的健康，以防有人自杀或死亡。监狱要求护理人员尽心尽力、照顾周到。护理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在监区24小时监视屏上，这与他们的改造表现直接相关。腿脚还灵光时，孙来有干过这个差事。在赵海伟记忆中，孙来有绝非首个不愿出狱的犯人，此前还有好几个老囚犯，回到家中受到子女的照顾远不如监狱，天天守在监狱大门，哭喊着要求回“家”。孙来有也越来越不愿离开“家”，出狱前半年，他收到减刑裁定书时，甚至发了通脾气。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按时出狱，“监狱毕竟不是福利院。”赵海伟说。2008年，司法部要求全国各监狱，将刑满释放人员交到亲人、村委会(居委会)、司法部门等手中，以降低重新犯罪率，稳定社会治安。此前，河南三监及全国其他监狱也启动过无缝对接，主要是上门说服心灰意冷的家人，及与当地司法、民政部门协调安置好刑满释放者。对河南三监而言，这么多年，超过80岁且无住所、无亲人、无户籍、送不出去的人迄今只有孙来有一例。所有被监狱找上门的单位都拒绝接受孙来有，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在福利资源尚稀缺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将昂贵的医疗费和低保名额用在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身上? 最终，在一位直接能拍板的领导的支持下，漯河市敬老院答应接收孙来有，但希望低调进行，因为街头还有其他无家可归的老人，“如果他们上门质问凭什么能收留他，不收留我，我们无言以对”。被强行送到敬老院后最初的几天，孙来有脾气很大，常常抱怨护工没有全天24小时伺候他，要求换人，否则向“政府”告状。过了一星期，他才逐渐意识到，这儿的护工照顾他，并不是为了加分减刑，有时被惹恼了，他们会训斥他，这个“不知感恩的老混蛋”。一个月后，赵海伟到漯河敬老院回访，蜷缩在床的一角，像一团揉皱了的纸的孙来有，立即展开双手，伸向赵，“政府，我想回监狱”。赵海伟也感到困惑，监狱需要执行一项特殊的工作——将不愿出狱的人劝出监狱。这些天，他们又在忙着为一个73岁不愿离开的刑满释放者张罗出狱后的安身之地。赵海伟说，路过第三监狱因乌鲁木齐越狱事件而加固的围墙时，这个老囚犯嘴里不住喃喃，为什么会有人越狱…… 2009年12月底，孙来有出狱两个月后，病逝于漯河敬老院。老年犯们。孙来由是他们中第一个无单位接收的老年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在福利资源尚稀缺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将昂贵的医疗费和低保名额用在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身上?在监狱系统，老年犯的关押与改造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这个群体易被家人抛弃，易出现心理问题，自杀率高;他们出狱后的去处与出路，常常困扰着监狱警察。下象棋是老年犯平时最主要的娱乐活动。目前，十四监区关押着50多名老年犯。他们不用到厂房工作，平时，他们就坐在宿舍里，听识字的狱友逐字逐句念狱报，内容都是些改造心得与歌颂党和国家的诗文。和其他监区相比，十四监区明显要冷清许多，这儿平时亲人电话与会见次数是全监狱最少的。约八成老年犯的亲属很少前来探视。十四监区是河南省第三监狱最特殊的一个监区。这儿关押着一群老年罪犯，施以有别于普通犯人的管理。监狱安装有可供老年犯上下楼的电梯，也便于运送餐车、护送病人、扶老年犯下楼晒太阳;监区配备有洗衣机、太阳能，方便年老体弱者洗衣服、洗澡。他们已被监狱与时间体制化十四监区是河南省第三监狱最特殊的一个监区。这儿关押着一群老年罪犯，施以有别于普通犯人的管理。监狱安装有可供老年犯上下楼的电梯，也便于运送餐车、护送病人、扶老年犯下楼晒太阳;监区配备有洗衣机、太阳能，方便年老体弱者洗衣服、洗澡。目前，十四监区关押着50多名老年犯。他们也能看看电视，但频道仅限于央视1、3、5、6、12等五个频道的节目，但监狱更注重让他们收看每晚的新闻联播。和其他监区相比，十四监区明显要冷清许多，这儿平时亲人电话与会见次数是全监狱最少的。副监狱长张玉周说，约八成老年犯的亲属很少前来探视。在监狱系统，老年犯的关押与改造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这个群体易被家人抛弃，易出现心理问题，自杀率高;他们出狱后的去处与出路，常常困扰着监狱警察。有人提出，这些对社会已无危害力的老人，在减刑、假释条件下是否能提早让他们回归社会?但更多人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安置他们的狱外生活，因为一些人根本就不愿出狱，他们早已被监狱与时间体制化。（来源：新文化报） [ 本帖最后由呼噜必烈于 2010-1-29 17: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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